商朝灭亡了。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甲骨文。甲骨文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帝王世系，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是研究商朝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法等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研究汉字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也是研究书法、篆刻的重要素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不论是祭祀、战争、气候、收成，还是生育、疾病、田猎、出行，都要先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卜得的吉凶祸福决定行止。这种占卜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也被称作“贞卜文字”、“殷墟文字”、“契文”、“卜辞”、“殷契”等等。
在理论上，“甲骨文”这个称呼有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特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二是扩展了的，包括郑州、殷墟两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三是广义的，兼指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在实际应用中，单称“甲骨文”总是专指殷墟甲骨文，这是文字学家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惯例，也一直被文字学家之外的人们所沿用。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道甲骨文最初被发掘出土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知道的是，从北宋开始，安阳殷墟就不断有商代青铜器被发现，想来完全可能在千百年前当地就已有甲骨出土，但可惜的是，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叫做《铁云藏龟》，它的作者就是清末写《老残游记》的那个刘鹗。根据他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说法，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了一批甲骨到北京售卖，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的王懿荣高价购得。这就是说，最先认出这批甲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是学者而是生意人。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因而也流传得更广。这种说法是说，王懿荣当时染病服药，偶然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刀刻的文字，尽管他认不出这些字是哪个朝代的，但他却知道一定很古老，于是就派人把药店里那些有字的龙骨全都买了下来，并且从此开始留心搜集。药材商人跟古董商人不同，他们不会认定某一味药有历史文化价值才去卖它，所以从这种说法来看，发现甲骨文就没有生意人什么事了。
据统计，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至今，世界各地收藏的甲骨数量约有15万多片，另外还有数量不详但也相当可观的民间私家藏品。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数量约有4400字，目前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有2400字，其中约1400字见于现代汉语字典。虽然这一千多个字只占甲骨文总数的一小半，但多数属于与理解文义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字，所以多数卜辞的文义还是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的。
甲骨文的形符系统、声符系统、意义系统都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结构原则和组合规律，已经到了相当完善的境地，汉字的“六书”原则也都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这就是说，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它之前一定有一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早期汉字存在，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零星的材料，所以这种推断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文物证据。直到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发现了“骨刻文”，这一历史悬案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骨刻文是刻画在兽骨上的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主要在山东一带集中发现，因而也曾被称作“东夷文字”。它的使用时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有的地方一直沿用到岳石文化前期和商代早中期，距今已有约3300—4600年的时间，使用年代的下限与甲骨文直接衔接，是甲骨文的源头，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
除了骨刻文之外，我国还有其他的“类文字”出土，如距今6000年的半坡陶符、距今7000年的双墩刻符和距今8000年的贾湖刻符。在这三种“类文字”的符号中，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双墩刻符发展程度较高，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骨刻文的源头之一。
蚌埠位于安徽北部，在历史上是夏、商、夷的交汇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南缘，从地缘上说很可能对骨刻文产生过影响。但是从4600年前到7000年前的时间跨度毕竟有点太大了，所以还需要找到中间的过渡环节。
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