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纪中期，低地国家成了图像争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很多教堂里的雕塑和祭坛画被从墙上取下来，扔在地上。有一位荷兰画家在十七世纪画过一幅画，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画面里人们爬上梯子去拿教堂里的雕塑和画作，然后随手扔到地上。那真是一场混乱。这场运动对当时的艺术遗产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引发了一系列更广泛的冲突。
面对这种局面，另一方也开始回应。有一位传教士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使用图像本来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他引用很多早期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提到一位八世纪的修士当年曾带领大家保护图像。后来又有一些人效仿这种做法，其中一位是马丁·路德的主要竞争对手。他用类似方式批评了把图像从教堂里清除出去的做法，并且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双方争论中的重要部分。
1563年的重要会议用了整整一个议程来讨论这个话题。会议讨论对那些人物形象的敬意，以及相关物品的处理方式。这次会议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举办，目的是改革一些做法并加强内部管理。会议的召开本身也带着一种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被精心地隐藏在了一幅壁画之中。这幅画描绘了会议现场的拥挤场面，由一位红衣主教主持，下面的人都在沉思。画面中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形象，代表着信仰和宽容。
虽然以前有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对视觉艺术有负面影响，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是近八百年来对宗教艺术最明确的一次肯定。会议明确提出，图像应该回到教堂里去，并且主张对神圣主题进行清晰、简洁、正确的阐释。不过，作者也指出，这项规定并没有涉及美学或风格，它更像是在鼓励那些赞助人去推动这项工作，而不是直接去指导艺术家。
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初，关于宗教艺术的讨论不断出现在各种文章中。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神职人员，他们写东西给同行看，很少会真的花时间去读艺术家的作品。有些文章虽然给出了一些指导，但不同文章之间对类似概念的理解差别很大，很少有艺术家会真的去读这些文章。作者说，尽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很多艺术家还是同意其中一些观点。学者们常常把神职人员和艺术家看成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其实存在于十八世纪，并不存在于十六或十七世纪。
有几位画家的作品很说明这种变化。第一位是威尼斯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他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画了一幅《基督受难》，画中只有一个人物形象，背景昏暗，色彩沉重。这幅画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直观的虔诚感。它让观众直接面对画面中的人物，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另一位雅格布·巴萨诺也画了类似的主题，但风格完全不同。他的画面里有很多人物，服饰华丽，盔甲闪亮，人群中充满了威尼斯式的盛装场面。作者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对比，说塞巴斯蒂亚诺的画面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而巴萨诺的画面则更像一场盛大的巡游。
这两位画家处理基督面部表情的方式也很重要。巴萨诺的悲哀反映出一种不自然的、雕像般的姿态，而塞巴斯蒂亚诺则展示了真实的质感和重量感。十字架的沉重压迫感，是那幅画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