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本是建筑学名词。“门当”，为“门枕石”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又称门座、门台、门鼓。门墩以箱形和抱鼓形居多。“户对”，是用于中国传统民居，特别是四合院的大门顶部，起到装饰门框的构件，通常成对出现。
门当户对由建筑学名词，演进为社会学名词，作为一种婚恋标准，不知从何时开始。但想必一定是历史悠久，要不，为什么有人要把它当做“封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近代兴起的自由观念，认为恋爱婚姻是两个人的事，门户观念束缚了自由的身心，一定要打破这种顽固强制的枷锁，消除门第约束，向往爱情自由，婚姻自由。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门当户对就百分百错误吗？
不尽然。
身边有多少人总在强调：找对象不要关注家庭，重要的是人。可在相亲之前，又会有多少人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询问对方父母兄弟姊妹的情况，有的恨不能七大姑八大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这是在干嘛，不就是在衡量双方家庭是否门当户对吗？
门当户对的标准发展至今，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状况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
不得不承认，经济作为基础，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决定的有太多。在原生家庭的20多年里，物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朋友圈子，甚至眼界视野。
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一个勤勉的富二代（这种人最可怕），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坚决不和经济不相当的女孩儿谈恋爱。因为家境一般的淳朴前任曾让他很是苦恼。比如超市购物时，他有自己的购买习惯，日常用品讲究品质。而那个女孩儿却一直在为块儿八毛钱的差价比来比去，结果往往买回一堆价廉质次的生活用品。
别指望这种状况在婚后会改变。观念一旦形成，便坚如磐石。况且，在婚姻里，最不该抱有的希望就是一个人试图去改变另一个人。
在门当户对中败下阵来的最典型的例子非梁洛施莫属。攀上李家这样的豪门，都说可以母凭子贵，可她一连生了三个儿子，最终仍被拒之门外。真正的理由李家不会说，却也再明显不过，纵使她有无敌青春与惊世美貌，外加三个男丁，依然无法跨越两人之间巨大的门户鸿沟。
很多人反对门户之见，似乎这样就可以表明自己无视金钱的高尚德行了。殊不知，建立在半空的所谓德行，在遭遇坚硬的生活时，一定会被撞得伤痕累累。“凤凰男”、“凤凰女”就是在新时代里门不当户不对的产物。
当然，门当户对不能仅指经济上的相当，还要包括两个家庭的精神气质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精神气质的相当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前者的差距。
这方面的典型应该是钱钟书杨绛夫妇。虽然杨绛曾说，婚姻不能讲门第。但我相信她说的仅仅是物质上的门第限制。钱杨二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称得上门当户对。
钱杨二人都出身书香门第，都天资过人，都幼承家学，且家资相当。因为二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可以在国内读大学，婚后可以一同出国深造。即使归国遇上乱世，收入微薄，也有原生家庭资助，不至于产生经济危机。太多的相似使他们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二人一直相伴相随、琴瑟和鸣。既可以单打独斗，在各自的领域傲视群雄，又可以夫妻合璧，天下无敌。更别说他们还有一个加分项女儿，学富五车的才女钱媛。
相比之下，沈从文和张兆和就相差不少。沈出身边地，混迹行伍，当过北漂，依靠自学和不懈努力得以立身。而张则出身书香，家境优渥，未尝经历风雨。且她和姐妹们相比，没有特别的光彩，以后也不曾有过。沈用情书和执着得到一个“允”字，婚后仍用写信来抒发自己对“三三”的爱恋，张也很享受读信的快乐，却很少回信。他们爱的简直就是写信和读信这件事，而不是信那边的人。当困难来临，这种差别会使双方的追求和灵魂背道而驰。他们这一生，遇到的各种困难为数颇多。张兆和直到沈从文去世，才发觉自己从来不了解他。
张家二小姐允和就比妹妹幸运些，遇到出身家世和教育经历相似的周有光，所以生活也比三妹更安稳更幸福一些。
世间并无绝对之事，但相爱的两个人如果门当户对，是不是相处更容易一些，懂得也会容易一些，那些不用语言就心有灵犀的美妙感受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