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商品制造人对买受人既然存在契约关系，那么再依据侵权行为请求赔偿，似是不妥。盖其意为：侵权责任之成立，以不存在契约关系为前提。换言之，此案系法条竞合，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责任之竞合，而债务不履行具有特殊性，按照法条竞合之适用规则，得以排除契约责任的适用。
王泽鉴认为不是这样，认为系请求权竞合。既包含侵权，也可依据契约请求商品制造人赔偿。商品制造人的责任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对直接买受人的责任；二是对间接买受人的责任；三是对其他第三人的责任。对于直接买受人和间接买受人，王泽鉴认为可基于契约，亦可基于侵权请求商品制造人赔偿。至于第三种情况，虽然不存在契约关系，但很多立法例和理论研究，尤其是德国，出现一种先进理论，称之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即第三人可基于该契约请求商品制造人赔偿，倡导台湾可借鉴之。
不难看出，王泽鉴先生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尽可能地使受害人利益最大化，将商品制造人的责任扩大化，体现了其关怀弱者的广阔胸襟与道义素养。在这一出发点来看，将商品制造者与第三人的赔偿基础纳入契约范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与现实性。
而在我看来，商品制造人与第三人并无实际上之法律契约关系，“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人为地将第三人纳入契约关系，使商品制造人对特定第三人享有一定的照顾保护义务，是否过于扩大商品制造人的义务责任范围呢？在大规模生产背景下，买受人不计其数，而与买受人有特定关系的第三人更是数不胜数。一味将这些第三人纳入契约关系中，不加考虑合同相对性以及商品制造人之财力状况，利益的天平是否有些倾斜？再退一步讲，这些有关之第三人尚且可依据侵权责任，维护因商品所造成之人身或财产损害，为何另辟蹊径，以损害合同相对性为代价，以有效保护有关第三人之利益呢？（依王泽鉴先生看法，契约与侵权关系二者存在不同，例如举证责任，因此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请求权更有利于权利主体）。从另一角度而言，侵权责任之赔偿包含精神损害赔偿，而契约尚未包含，这是否可以说，侵权更有利于维护第三人之利益呢？
因此，是否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引入商品制造人对第三人之赔偿，本文认为再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