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记 童年记忆
我1982年冬天出生在沂蒙山革命老区旁边的一个贫穷小山村里，因为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小时候父母一直叫我小二，（我后来就一直叫我哥哥小大），上户口时全村孩子的名字都是村会计自己在家一晚上填完的，就给我写成了王二蛙，农村人没太多的讲究，也是觉得修改太麻烦，将错就错就叫了起来。
我们村是一个比沂蒙山革命老区还要穷的小山村，听老人们说当年村里人很多人也参加了革命，只是最后政府以村东小河作为界限，河东就属于革命老区，河西就不属于革命老区。于是我姥姥村就是革命老区，我们村就不是，虽然有我姥爷是个一辈子在家种地的安分守己的农民，我爷爷出去参加了很多年的革命。
母亲说当时是姥姥就是我们的接生婆，我出生时全身被一层白东西抱着，封建迷信说是孝衣，从前后左右剪开分别代表着会让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先去世，说姥姥毅然决定从对她不好的方向剪开。（后来姥姥九十六岁去世，是他们四个中最高寿的一位，我觉得是跟他性格豁达有关）。母亲说不知道我当时是被憋死的还是冻死的，反正是没了呼吸，于是姥姥抱了很多干柴，在屋子里点着火烤着，我后来才满满苏醒过来。
我记得那时每到冬天晚上冻得睡不着觉的时候，妈妈就让我们出去抱干柴，然后烤一会火，烤烤被子，再钻进去睡觉，后来半夜也经常冻醒，母亲又学了一个把干草塞到很多化肥袋子里，把装着干草的化肥袋子铺在褥子下边，再躺在床上能觉得暖和很多。
还记得直到五六岁的时候，村里妇女主任还一次次的带着计划生育大分队的人到我就搬走了一些家具和唯一一个机械的挂钟。后来父亲一直去申诉，好几年才把双胞胎中被划为三胎的我改算是同时二胎。记得有一次父亲从镇上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亲戚邻居带着鸡蛋或者挂面来看望，隐约听到只要生了二胎的，不论男孩女孩，就必须绝育。当初我如果不是跟哥哥一起来，就赶不上我家这趟末班车了。
还记得小学教室的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只是用一些报纸和塑料布遮挡着。冬天放学回来就经常把手冻烂了，比大我一岁的姐姐每年的冻疮尤其严重，母亲晚上就经常用辣椒的茎叶煮水用来烫手，说是能治疗冻疮。
对小学的作业基本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每次放学后母亲都是催着赶快去放羊、割草、捡柴、浇菜等等，然后就允许出去玩耍。于是，我们几个男孩夏天经常在河里抓鱼到夜里八点多才回家，只要能上交几条小鱼，自然就免了被母亲的责骂。
记得有一年冬天，在一个悬崖下边的河面冰上捡到了一只很大的黄鼠狼，当时我和哥哥还不认识黄鼠狼，只是纳闷怎么还有黄毛的老鼠？还有这么大的老鼠？于是就用找了两个树枝挑着回了村，一进村口就被村口几个男人看到了，有一个人说：五毛钱卖给我吧？我刚想答应的时候，旁边另一个人说：我给一块钱。我边警觉到这个东西可能更值钱，就带回家交给了父亲，父亲高兴的夸奖了我和哥哥，剥皮晾晒后，卖了二十元钱，给我和哥哥各买了一双棉鞋，那是一双蓝色的没有鞋带的棉鞋，也是我小学时买过的唯一一双棉鞋，至今记忆犹新。
我从小喜欢美食，那时候能吃到的美食实在少得可怜。平时吃的最多的就是煎饼卷咸菜，有时候也卷一些猪油，再撒上点盐。农忙时候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在地上跑一个坑，堆上一堆干地瓜叶，点着火，等火烧完后，把地瓜埋到火灰里面，再用土把火坑埋上，焖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开饭吃烧地瓜了。
不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几乎不可能吃上饺子的，即使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饺子也总是不够吃，而且父母每次都要提前拿出一碗让我们去送给爷爷奶奶，这是从来不变的习惯，有时最后我们只能用煎饼卷饺子吃，这是我最讨厌的吃法。
平时的补充蛋白质就主要来源就是山上的蚂蚱和河里的小鱼。有一次我想吃玉米，可是我家没有，去偷村里的怕被发现了追到家里来，于是我就决定去偷河东岸村里的，那年夏天河水特别的大，我当时勇气满满，没有丝毫的害怕，直接脱了衣服跳进滚滚大水里，往对岸游去，被河水往下游冲了一里多地才游到对岸，胸膛都被河里的石头划伤了，我摘了两个玉米，夹在腋窝下，又游了回来。村里一个爷爷开始以为我被大水冲下去的，一边喊着快来人救人，一边沿着河边追了我很久。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春天，家里断粮了，母亲只好找出长着绿毛的地瓜干，用鞋刷刷洗干净了之后，用水煮着给我们吃，又干又硬又难吃。
就这长着绿帽的地瓜干，还是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有一个要下雨的晚上，全家起来去山上地里抢收地瓜干。漆黑的夜晚，蜿蜒难走的山路，父亲用独轮车推着四麻袋地瓜干往家走，我拿着家里唯一一个手电筒，只能照出一点点微弱的光。我跟在父亲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尽力对准着独轮车轮子下边。车子颠得厉害，几次差点歪倒，父亲骂我连照路都不会。那一点点微弱可怜的灯光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
记得小学时的一天，一位到大连打工的小哥来到小学教室，找我数学我老师闲聊，他操着一口引我们阵阵发笑的普通话（所以以后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说方言）。记得他说：城市里就是好，早上起来吃几根油条，喝完豆浆，然后就上班去干活。这句话我当时是不敢相信的，我想他肯定是在吹牛，谁家能富裕到天天拿油条当饭吃的地步？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日子让我们越发的勤快。三年级时放学后就经常到处捡碎玻璃、铁石等，攒的多了拿去卖，换成零花钱。卖够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张白纸，裁剪开做成作业本，交上去时明显感觉比交用父亲的烟盒做成的作业本好多了。
平时除了地里的农活以外，周末或者有时放学后还要帮父亲到山上采石场打石头，这是个很吃力的体力活。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也只能赚二三十块钱，关键是还当时不给现钱，要等到年底再去讨债。
有一次附近一个地方修建水库大坝，要采购两个多月的石子，并且是当时就给现钱。正好是暑假期间，于是全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总动员去村外砸石子。母亲和我们都整天在炎炎烈日下满头大汗的砸石子，几天就晒得黢黑。至今清晰记得母亲一边砸石子一边高兴地跟我们聊天，因为能有机会赚到钱，不时开怀大笑的样子。
儿时的小伙伴，玩的最好的两个发小叫赵亮和李亮。有一次我们在李亮家玩，正好赶上他家吃羊肉包子，他母亲是个善良厚道的人，让我们几个孩子一块吃包子，最后我和哥哥和赵亮、李亮把他家一锅包子基本吃的所剩无几。80年代山区农村的贫穷程度几乎超出现在孩子们的想象，每当和沿海的我岳父聊起来，他都说和他们沿海地区那边的生活条件差了整整一代人。
李亮母亲在一次下地干活后回家的路上，由于天黑路滑，摔断了腿，他家里拿不出做手术的钱，造成终身瘫痪。李亮的妹妹燕子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女孩，学习成绩一直她班级第一。燕子经常跟在他哥哥后边和我们一起玩耍，三年级时检查出有先天心脏病，十几岁时一次干活后心脏病发作，躺在在李亮的怀里去世了！这是我关于儿时伙伴美好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遗憾，很多年后，我有时候还在想：如果她能等到现在，等到几万元钱对于一个家庭都不算什么，就应该就能把病治好，还能看到每天的太阳升起，看到春暖花开。钱非万能，没有钱有时真的是万万不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