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湖南农村。
乡里人在城里有亲戚的可能听说过幼儿园这个词，一般人都不知道。学前教育的概念，在乡里人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父母顶多教会你数数。村民们普通都认为儿童的任务就是玩耍。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也不少，每天除了各自回家吃饭睡觉，其它时间大家都是凑在一起玩各种各样、花式百出的游戏，如到屋檐里掏麻雀窝、到河里摸鱼虾、到池塘边钓鱼、到田里玩泥巴、爬到树上摘果子、跑进山里捉虫子、跟大人们打鸟抓野免……我的各种动手能力估计都是儿童时期玩游戏培养出来的。我的身体素质比绝大多数城里的同学要强壮，从来不感冒、不得传染病，我估计是小时侯泥巴玩得太多，接触了自然界中各种病菌，体内早已产生的各种抗体。
父母们的育儿方法很朴素，仅六个字：吃饱穿暖学好。
当我七岁半的时侯，母亲还没提读书的事。看到同龄的小伙伴去学校报名，我也自做主张跟着去学校。学校离家约二里多路。有位大约二十来岁女老师，在晒谷坪上摆了一张桌、一把椅子，用一本本子登记前来报告上学的儿童，我也混在队伍里排队。老师只问三个问题：本人姓名、父亲姓名、年龄，仍然交待一句：明天带学费来领新书，再自带一条凳子。三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三个考题，还真有人没通过，有个小伙伴回答了自已的小名及父亲的诨号，令周围的人捧腹大笑，这个笑话也伴随了他一生。
回到家里把自已报名上学的事，告诉了母亲，她笑眯眯夸奖了我，说我真能干，还责备自已忘了这件大事。她连忙到衣柜里找出一只旧挎包，军绿色的，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又重新洗了遍，凉到大阳下的晒衣绳上；还从阁楼上找出一条落满灰尘的小木板，擦试干净，从花纹看是一条从未坐过凳子，母亲说是舅舅几年前送给我将来写作业用的。
第二天早晨，把两张五角钱塞进我最保险的小衣袋里，并反复叮嘱千万别掉出来了。我挎起书包、搬着小凳与一位发小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到学校领书去了。
其实这里还谈不上是一个完整学校，顶多是一个村办小学教室，只有一个年级，我们要在这里读四年，然后才能去较远的乡办学校。也只一位女老师，她要教语文、数学、音乐、绘画与体育。
教室也是租借村民的，一间单层青砖房，带半层木楼用于储物，顶上盖有青瓦，雕花木栏窗，房子很宽敞明亮，据说过去这里住的是一户地主人家，解放后被灭收充公了，分配给缺房的贫下中农当住房，这间房也是当时当地最好的房屋了，可见父辈们很重视教育的。一块木制黑板摆在教室中间，黑板由几快长木条拼接而成，接逢处的逢隙因木板变形变得很宽，常常划断老师的粉笔，整块黑板用木架支撑，老师板书时，摇摇晃晃、吱吱吱呀呀的。课桌是一块长而宽的厚木板，两端堆叠了几块土砖，将木板支架起来，我们趴在上面看书写作业，四个人共一张桌子，三条一排，共有三排，一班共约三十多位同学。凳子都是从自家带来的，放假的时候再带回家。电，那时还是个新奇的东西，教室里一根电线都找不到，更用说电灯、电扇了。这是真正的因陋就简办出的学校。
班里同学都是来自周边一二公里以内的农村儿童。常常有些同学总是不能及时交出1元钱的学费，有的要等家里买完自留地里的辣椒才有钱，有的等杀掉自家养的猪买了肉才有钱。有些同学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了。
湖南农村的冬天很冷，室内室外一个温度，儿童的手脚耳生冻疮都属标配。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但是老师允许每人自备设备，用于温暖手脚。这个原生态的取暖设备也最祖辈流传下来的我们叫火箱，制作很精巧，有些还雕有各动物图案，极尽巧匠之能事。火箱四周用小木板围成一个小锥形方盒，盒上盖着带有条状孔的木板，中间镶嵌一个木提手。盒子里面固定一个方形陶盆子用于烧火，四周空隙处盛放备用燃料。燃料主要是草灰、木炭及谷壳，有些同学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楠木插里面，清香四溢。早晨出门前，母亲将烧烬还红的稻草灰铺在盆底，用来保温，然将木炭埋在里面，再在其上盖些稻谷壳，当时还冒着青烟。再备用一些木炭或谷壳在火箱里，基本上一整个上午有火取暖。中途下课，同学们都在教室外侍候各自的火箱，主要是加木炭、盖谷壳。手提着火箱来回荡漾，要等到不冒烟了，老师才准许进教室。
中午二点放学回家吃饭。正常情况下，下午不上课的。花费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家庭作业，几个小朋友凑在一起，写完就玩，父母也从来不督促。
课后剩余时间大多帮大人们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有些同学要帮生产队放牛，有些要帮生产队扯鱼草，农忙季节割禾、插秧、赶麻雀。大部分同学是帮家里扯猪草做猪饲料。下午成群结队分布在田间地头扯草，要识别那种草猪不能吃，那种是猪喜欢吃的。
我的启蒙老师姓曾，属正式教师编制，是从乡办中学调过来，满头秀发，皮肤白皙，漂亮而和善，有一次在交作业时，我无意识地叫了她一声妈，我尴尬，她笑了。曾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被调回原学校了。她教给我的拼音知识很牢固，一直到高考还在吃小学一年级的老本，从来不丢分。
继任曾老师是本大队的陈老师，没编，属于民办教师。她给过我很多鼓励，成绩也是班长前茅。她要我当了班长，也是我第一次当“官“。当班长时，学习上的事，记忆很模糊，但有件事记忆犹新。那天，班上响应上级号召，要到各村去游行示威，打着红旗，举着标语，三十多位同学穿行于附近各村庄，陈老师负责维持队伍纪律，我做为班长负责带头喊口号，我喊一句全班再一起喊。其实就只有二句话在循环往复：教育要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途还有一位二十来岁的临时代课女老师，代课其间因父母逼婚投河自尽了，我们还去河边观看打捞尸体的场景，很多同学哽咽着哭了。
三年半以后，我转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