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半，姥姥一口一口喂我她嚼碎的烀苞米。这件事我不记得，是母亲后来讲的。那年生了我妹妹，我只吃了我母亲六个月的奶水。饥荒年代，辽西农村物质极度贫乏。
以家乡的牤牛河为界，河西是我的家，河东是姥姥家。两个地区生活条件相差甚远。
河西生产队土地少，白苞米也种得少。各家各户的几分自留地只栽地瓜和红高粱，为的是农历七月青黄不接之时，去地里刨地瓜接应九月之前的饥荒。四五岁的我吃地瓜吃得够够的了，看见地瓜就哭。高粱带着壳加工成面粉——去壳口粮就不够吃了，大铁锅里贴出的饼子是黑红色、粗糙发涩的干粮。
而河东姥姥家，土地多得多。自留地里种白苞米，还种一种叫苏子粮的谷子——那是一种白米粒的小米，比现在的小米粒大，特别软糯好吃，如今大概已经彻底绝种。甚至还种点花生、葵花，过年炒了当零食，是那个年代最重要也唯一的小零食。
所以我断奶后，家里没有可吃的，就把我送到了姥姥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烀苞米。
如今我这大半辈子，酷爱啃苞米。下了班去超市买主食，总要去看看生的熟的苞米棒子，买上两根，回家直接煮了就吃，都不用炒菜。斜坐在椅子上，一边惬意地咀嚼苞米，一边回想我的童年。
小时候的苞米是白色的籽粒，白瓤子，低产，种得稀稀拉拉，株距很远。但夏天的苞米秧真好看——宽大的绿叶子，矮墩墩的，最亮眼的是苞米缨儿，就是结穗时长出来的那绺儿蓼儿，正玫瑰粉色，像小姑娘的头发，柔柔的，却很有生机。
每每远远望着姥姥家门口一人多高、带着红缨的苞米秧，跟着母亲走得又累又热的我，脸上红扑扑的。从小就内向的我羞于表达，只是急匆匆大步奔向姥姥。此时姥姥早已站在大门口，打着眼罩，乐呵呵地朝我们望。她那时已有高血压心脏病四五年了，能简单做饭自理，却不能去生产队干活。她站着的时候，腿是微微颤的。
吃过午饭，在苞米地里和老舅（我们东北人称最小的舅舅或姨为老舅老姨）藏猫猫，又凉爽又惬意。太阳热而不燥，一行行一棵棵苞米就站在那里，满满的活力。微风一吹，叶子摆动，扭着真正的秧歌。
小舅舅大我三岁，那时正玩一种用木棍削掉皮自己做的红缨枪。我总远远看着他耍，心里却觉得——那枪头上的红缨子，不就是白苞米穗上的红缨吗？
这种情景持续了几年，直到上小学。放暑假了，苞米又快出缨儿了，又有新的苞米可以吃了。
记得姥姥掰下大门外地里的苞米棒子，剥开一层层淡绿的外皮，里面白净匀称的苞米粒，像美人的牙齿露出来——那种白，纯净，鲜嫩。然后姥姥用井水洗一下，就放进盛水的大铁锅里，淡绿的嫩皮覆盖在上面，烧火煮。过一会儿，香气四溢，我馋得偷偷踮起脚，用脏兮兮的小手试着去掀锅盖。等熟透了开吃，一根，两根，还想吃。姥姥嘱咐不让吃太多，怕不消化。我总是意犹未尽地吮吸着苞米瓤上残余的米胚芽。
这种简单到甚至粗糙的食物是我大半生的饮食味道最深的记忆，成人以后其他所有的美食比之它——白苞米的味道，都逊色很多很多的，是真的那么香甜还是带着姥姥的体温？好像都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