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29日是你爷爷的祭日，每年的这一天是我们全家祭拜和思念他老人家的时候。"母亲的话，让我在这北国都市喧嚣的无根漂泊中，鼻子一酸，不仅愈加思念爷爷，也仿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记忆中爷爷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勤俭，那样的虔诚。

      爷爷是1926年生人，出生在民国时期靠海的一户农村家庭里，家中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是抱养的。小的时候，爷爷也进过私塾，读了几天就不去了。后来我问过爷爷:"爷爷，你当时怎么就不念私塾了。"爷爷说:"那时候，太小，书背不出来，就得挨私塾先生的打，戒尺打在手板太疼了，所以就不去了。"爷爷没再念私塾，也就只好走一条务农的路了。到了15岁的时候，田地里的各种农活，爷爷早就十分熟练了，特别是犁地耙地的技能掌握的非常自如。因此，在和奶奶相亲的时候，这算是一种过硬的本领而被加以赞许。爷爷也就凭借着他在农活方面的本领，当佃农，帮衬着贩牛的曾祖父和大爷爷，和曾祖母一起支撑着在芒果树下的大家庭，照顾着他的弟弟和妹妹们。后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后，法币也就在城里和乡下逐渐流通起来，最早的时候，100元的法币能够买一头牛，可是到了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无能和崩溃，100元法币连一根火柴也买不了。在经历了"跑日本"的惊魂生活，以及内战弥漫的硝烟与通货膨胀的艰辛岁月后，爷爷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接着是土改，分得了些许的土地，因为靠海所以田地本来就不多。大爷爷仍然以贩牛为生，爷爷则在家务农，直到兄弟分家。梅州大姑出生的时候因为是脚先出来的，按当时乡下的习俗，只能送给别人家抚养。前脚把梅州大姑送到梅州后，后脚又抱养了后港大姑。从此，我也就有了两个大姑，后港大姑长大后不仅与她后港的亲生父母相认，而且也还嫁到后港村，和养蜜蜂的姑父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梅州大姑后来也与爷爷奶奶相认了，而且也还嫁到梅州，和梅州姑父育有两个儿子，并抱养了一个女儿。

      1958年大跃进的光景，因为之前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家家户户都把家里的生产生活资料一起充了公，大伙儿吃了几天有米有肉的公共食堂后，也就剩下汤汤水水了，再后来连汤汤水水也难以为继了，公共食堂也就没人去了。也就在这一年的中元节，因雇不起产婆，奶奶只好自己生下爸爸，自己用剪刀剪断爸爸的脐带。为此，产婆还不愿给爸爸开具出生证明，那一年村里只出生了爸爸一个男孩。爸爸的出生给爷爷奶奶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也给过往的岁月带来了希望。爷爷也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每天出工的时候，都特别卖力气，领着生产队的社员挣工分。爷爷所在的生产队在他的带领下，社员们基本每人每年都不"缺粮"。

        转眼就经历了十年文革，文革结束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村里也分田到户了，爷爷的农活本领也就得到了更大发挥了，粮食蔬菜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在国家的允许下搞起了副业，养起来鸡鸭鹅等家禽。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多赚一些钱，爷爷领着爸爸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夜晚时为了照顾鸭鹅就睡在野外，没有回家。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几批家禽的成功出栏，家里的收入也就比较可观了。这时爸爸也老大不小了，又在林场当了多年的会计，人也长得很高大，于是爷爷决定给爸爸盖房子、娶妻子。1981年，在爷爷和奶奶的张罗下，爸爸和妈妈在新盖的房子结婚了，二楼是婚房，一楼天井还养了不少鹅。当时的三大件一应俱全，有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金耳环和金戒指等一样不落。1982年正月十二日，哥哥出生后，爷爷看着自己的长子长孙特别的开心，第二年的元宵节陈氏祠堂里摆了16桌丁桌，哥哥是头丁，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告慰祖先的鞭炮声，按照习俗由爸爸来放。因为作为头丁的家长，所以有责任组织好大伙儿，而且真的组织的特别好，于是大伙儿祝愿老爸明年接着再来摆丁桌。于是1983年11月18日，我也出生了，爸爸又摆了一桌，这一年村里也正好生了16个男孩。爷爷也更高兴了，两个孙子才相差20个月。妈妈说，我们小的时候，她有点忙不来，有时候看到我们哥俩不听话时，也就顺手揍我们几下，我们也就只好以哭为武器，来表示抗议。如果爷爷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看到我们哭的话指定把我们抱走，并加以安慰。所以，从小我就比较黏爷爷，他上哪我就上哪，可是，轮到要下地了，爷爷不能带着我，我又哭着要跟着时，他就会说:

        “阿小，你不能跟我去，我不是要到地里干活，而是要到乌山打老虎。”

        "一听是打老虎，我也就老实了，不哭也不闹了。因为在我印象中老虎是会吃小孩的，我可不能被老虎吃了。

                                    (今夜回忆，2017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