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中的扫码经历
20200506
二零二零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是印象深刻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其中扫码，就是一个。
可以说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如果没有过扫码的经历，很难与现代社会合拍，总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时至今日，就不是或多或少，而是必须了，甚至达到了无码寸步难行的地步，这一切的改变，就在二零二零年初，都是因为疫情。
在此之前，我也有过一些扫码的经历，但是那也仅限于经历而已。
我有过一次，或两次，骑行共享单车的经历，需要扫码。有过三次或四次坐出租车，是扫码付款的，有过两次或三次扫码买菜，其他的就不记得了。不过，这些都只是我的经历，在现代社会的人群中，我可能属于少的哪一类。实际上，扫码社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扫码。公交出行，商场购物，娱乐消费，等等，基本上可以一机在手，畅行无忧。这些当然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总会需要一些接受和认可的时间，总会有一些落伍者，比如像我这样的。这种情形有一些特点，不妨归纳总结一下。
1.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年纪大的一些人有守旧的心里。
2.扫码的行为有两种方式，扫别人和被别人扫。
3.扫码目的是付钱和取钱。以扫码主体“我”为例，扫别人，是为了付钱，相当于自己把钱付给别人；被别人扫，也是为了付钱，只是方式不同，相当于打开钱包让别人自己取走他该取走的钱。一句话，以“我”为主体的扫码，不论是扫别人还是被别人扫，其实质都是在进行支付。
4.说到底，扫码是一种经济行为。
5.扫码对于一些人可能是一种高频行为，对于一些人则不是。
这种方式，带给人以极大的便利，因此被广为使用，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有人调侃，现在的行乞者也开始使用二维码了。
在二零二零初，这种情况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扫码，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自愿，是一种选择，那么今天的扫码，这是一种必须，是一种被迫，是一种强制。当然也不是没有第二种选择，比如人工登记，只是这样做了，会十分的麻烦，甚至还会有危险，因此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能接受扫码，而使得扫码成为一种全民的活动。
与先前的扫码不同，现在的扫码，其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并带有了某种色彩，思考起来也是十分的有趣，不妨也总结归纳一下。
1.扫码的形式只有一种，就是“主动”进行自己扫别人，而没有被别人扫的形式了。
2.扫码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支付，不再是经济行为。
3.扫码更多的是受到非主观的约束所控制，强制为主，自愿为辅。
4.扫码是另一种形式的支付，只是支付的不是金钱，而是信息，这种信息也是可以溢价的，只是进行扫码的主体没有溢价权。
5.进行扫码信息收集的主体，既有从事经济活动商业主体，也有社区、市级省级政府，乃至于国家政府，而商业主体的行为，也是在为各级政府服务，他们的行为有政府背书。
6.扫码的受益主体，各有所得。获得最大实惠的是商业主体，通过政府背书，名正言顺的收集了民众的信息，扩充了其数据库；取得最大实效的政府，短时间内最大限度的获得了民众的动向，当然其目的是用于对疫情的控制。这其中最无奈的是民众，不能说民众没有受益，只是并不明显，与付出相比，有些微不足道，而由此可能带来负面隐忧，值得探讨。
7.扫码行为无差别化，夸张的说，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如果要出行，就都要扫码。
8.扫码对于所有的人都已是为一种高频的行为了。
在过去，扫码似乎与我无关，我想扫就扫，不想扫就不扫，我可以一个月，一年，不扫码，照常进行我的生活，然而现在不行了，除非我能够留在家里，不出门，不活动，否则就必须扫码。一天之中，我至少要进行两次扫码，有时候甚至更多，或许这一段时间以来所进行的扫码次数，我会多于其他时间扫码次数的总和。
早上起来打理好一切，出门。到小吃店，先扫码进店，买一杯豆浆和两个烧饼，扫码支付。到公交车站，等候公交，车来了，扫码上车，扫码付钱。到站下车，换乘地铁，扫码进站，扫码过闸机，车来了，进入车厢，扫码后就座。地铁到站，扫码出闸机。路过小卖店，扫码进入，买一包烟，扫码支付。来到写字楼，扫码进入，上楼。中午叫了外卖，手机支付。下班了，出写字楼，上地铁，同样要进行四次扫码，再换乘公交，两次扫码。来到小区附近的生鲜超市，扫码进店，买菜，扫码支付。出来，家里的口罩不够了，再扫码进入药店买口罩，扫码支付。进入小区，扫码，回家。
这是一天简单的活动，算一算总共进行了22次扫码，其中10次是用于支付的，12次是因为疫情附加的，也就是说，对于扫码族，一天因为扫码次数要22次，对于保守族，也要进行12次的扫码。
不得不说，在今天，扫码的确改变了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