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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相伴的出行，总会让人多一份雅逸的快乐。倒无需动辄就嚷嚷着去巴黎看《蒙娜丽萨》，到俄罗斯读《安娜·卡列尼娜》，到美国读《喧哗与骚动》，到哥伦比亚读《百年孤独》，那或太夸张太奢侈；可有些机会总是有的，比如到北京读《红楼梦》，到绍兴看徐渭读鲁迅，到南昌看八大山人读《滕王阁记》，到上海读张爱玲之类，说来倒也并非难事。
——诗酒浮生七十秋。挟一本书一册画悠然上路，早成习惯。那样的书，或早早就已装进背囊，或直到收拾行李的最后一刻，才能确定。然后，或边走边读，或走走读读，或虽读过，只为去寻艺术的源头，体验、印证，怎么都是诱惑。即便书不在手只在心，情形也一样。乐趣不惟在一方山水人文带来的视觉饕餮，更在借由艺术的另一双眼对世相的洞察，带给人的心灵滋润，足足是双倍的收获。
彼时彼刻，身体和灵魂一起，都在路上；那些或堪称经典或有独到发现的艺术作品，无论文字、绘画还是摄影，其所呈现、描述的场景、故事与细节，会从作品的单薄平面一跃而起，在眼前如花绽放如云舒卷，成为立体的呈现；而借助眼前的风景，文本中许多原先未完全读懂读透处，亦会因有亲眼所见而愈加丰盈饱满，瞬即让人对艺术家的创造，亦对自个的所见所闻，有豁然开朗的洞悉与了悟。失望或诧异也有過，所谓不过如此；但大多时候，却是对艺术家劳作的信服或感叹，打内心生出那种真实、由衷的敬意。
而我的那趟印度之行，恰有鲍利辉的一组印度摄影作品相伴，想想还真有些缘份。
2
旅行的遗憾，从来也永远都是嫌日程太紧，除非有一段闲暇小住，不然，再充裕的安排，也总有走马观花的遗憾。有所舍弃，方有所收获。事后想想，此原则于瓦拉纳西似乎全不适用，在瓦拉纳西的整整两天，什么都可不看，可恒河的晨昏倒怎么都不容错过——幸好当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都说恒河是印度人的生命之河，生生死死的一切，都跟那条河息息相关。而生生死死，怎么都是人生大事。
如是，到瓦拉纳西的当晚，扔下行李，便心急火燎地去探望恒河。
通往恒河边的那条小街窄狭拥挤，像条拧得紧紧的麻绳，摊贩云集人头攒动，机动车一概禁行，其实，即便不禁也无法通行——我们后来才领教了印度高速公路的毫不高速，从德里去阿格拉的两百来公里高速公路，居然走了八个钟头。但在瓦拉纳西，无论傍晚披一身晚霞坐一辆人力三轮前往恒河边，还是清晨顶着满天星光小跑般步行前往，那条小街都是必经之路。看来看去，满目混乱与喧嚣，凡胎肉身的我，对瓦拉纳西恒河边的风景、风情，怎么都无法读透，惶论读透印度人的生生死死？
坐上瓦拉纳西的三轮车，一场意料之外的生死突围便就告开始。那完全是一场冒险。回想那段行程，至今仍难免心惊肉跳魂飞天外。车行如飞如入无人之境，七弯八扭一路蛇行，险象环生生死未卜，几次似乎都已到了奈河桥头，不意却累累化险为夷安然通过，惊出我阵阵冷汗。
↑印度·恆河邊的瓦拉納西(湯世傑攝)
转眼间，恒河边的喧天乐声、怪异人众与绚丽灯火便接踵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却怎么都无法读懂：年轻艺人在巨大的露天舞台上纵情歌舞的激情奔放，苦行僧旁若无人肃然修行的静默庄严，练瑜珈者悄坐一角静若莲花的安然从容，玩蛇卖艺者炫技时令人惊恐的从容与怪笑，卖花女跟踪兜售的执着与无奈，前来朝圣的沐浴者浸泡于恒河之中，面对漂浮着垃圾且颜色怪异的河水时的泰然与圣洁，恒河岸边的火化场诡异莫名的火光与浓烈呛人的异味——真不知夜色中上演的，到底是日常场景的片断拼接，还是一部环环相扣的连台大戏？
生命确乎是欢乐的，我却在那时突然想到了死亡。地狱阴森的入口，轮回漫长的通途，似乎就在瓦拉纳西的恒河岸边，在那一派黑黝黝的河水中。奇异在即便真是死亡，也是欢乐的死亡，一切仿佛都是生命最后的狂欢。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争先恐后地涌向那段恒河之岸，那道地狱之门。乐声、歌声、笑声、锣鼓声，与燃放烟花的硝烟味以及从火葬场散发出的异味搅合在一起，让人有一种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错觉。那场关于生与死的活剧声色斑斓，光耀炫目，就像那个夜晚的深色背景上偶尔泛出的几点亮光，时有时无，闪烁不定，如同灵魂对人世的最后一次回望。那和我曾经面对过的死亡场景绝然不同，没有哭泣，没有哀怨，甚至没有悲伤。在那样奇异的瞬间，我似乎看清了什么，结果是什么都无以看透。
清晨就好些吗？其时的恒河边像换了一副场景，宁静得一如圣婴降临。隔夜的种种嚣闹与斑驳光影如水退去，一切都纯净透明得近乎于无。乘一只小船在恒河上漂流，静待日出，时光顿时显得精贵而又漫长，分分秒秒的流逝，成为愉快而又熬人的等待，心跳的节律代替了如同伦敦大本钟那样的轰然嘀嗒声，就在耳边。眼见太阳一厘米一厘米地从恒河东岸升起，那种纯朴的壮丽与炫美的清寂，变成了对生命的一次无须回答的长考：没人叫你回答，但你必须回答你自己心灵的叩问；南亚的太阳羞怯得像即将远嫁的新娘，满脸绯红着，从瓦拉纳西的恒河东岸冉冉升起。静侯于河边的当地人，似乎并不像游人那样充满了期待——迎侯那样的日出，已是他们每天的功课。而跟那轮太阳一起升起的，或许还有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念。
而就在那时，我当即从他们圣洁的脸上，从他们清澈且充满期待的眸子中，觉出了我们作为观光者的粗俗与凡庸——那或许正是朝圣与观光的区别所在。观光算什么呢？只有朝圣，才能与恒河日出那圣洁的一幕相匹配。甚至，回想起来，或许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已很久都没有那样看到过每天都在升起的太阳。而他们，有的从千里之外赶来，只是为了一睹了那庄严的一瞬，有的竟通宵达旦地在那里等侯了整整一夜。大地和恒河的新的一天，与他们自己的新的一天同时开始。生命以那种与我们既熟知而又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于眼前，清醒明白却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在想，在那一切的背后，什么才是印度人生命的本质？
就在那时，我想起了鲍利辉那些拍摄于印度的作品。
3
——在恒河边的瓦拉纳西，置面光怪眩目的南亚底层世相，我既兴奋莫名应接不暇，又因眩惑不解而陷于困顿。真不知那些衣衫褴褛显见穷困的人们，哪来那么多快乐？他们脸上几乎看不到悲苦。原应显现的悲苦，换作了庄严、神圣、静穆，至少也不过是一脸苍茫，惟独没有悲苦。怎麽能以如此淡定的心禅坐莲花，拈花微笑？似曾相识间骤然想起的，恰是行前刚读过的摄影家鲍利辉的一组照片；记得行前，友人对印度的介绍，与读到的鲍利辉作品已有龃龉，疑惑便在心中翻腾。
其时，读照片时的平面印象，与眼前浮现的世态百相，既如出一辙又大相径庭；当初惊叹的，尽皆鲍利辉那些“街拍”作品中虽未标明却深藏于中的一个个“天”字：天然的精致画面，天成的油画效果，天堂般的静谧，天使般的微笑，却与眼前人间生存纷繁的脏乱、怪异的喧腾反差太大。一时，真说不清手里随身带的那个相机，突然间到底是变得轻了呢，还是变重了？至少，自觉那样的反差，恐远不止于肉眼，倒更在心思：艺术的拍摄，任何时候恐怕都不只在画面或风情，而是要拍出场面即生活背后的奥秘；我的惶惑在于，到底是艺术家有意无意地美化了，还是我没能读懂凡间人生的真义？意识到此，那种由亲切的震撼引发的对意外发现的质疑，便在刹那间让思索重启，即：生，到底是怎样的，死，到底又是怎样的？
生生死死的严峻课题，悲悲喜喜的生命历程，居然会在恒河边的晨昏间，在一次原应轻松惬意的旅行中扑面而来，还真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转而又惊喜不已。也许那是上帝早就安排好的一堂生命课程，特地留到那时才给我讲授。我自当上好这堂课。而我的固执在于我不甘任由艺术俘获，我极力回到并认真对待我所面对的那种真实的世相，先将鲍利辉的那些摄影作品暂时扔到一边。可惜我未能成功：越是那样，鲍利辉那些几近惟美的照片，便越是顽强地浮现于心头。也是赶巧，回来不久，便收到鲍利辉包含有那组照片的摄影作品集《印度时差》。于是再一次地，将曾在眼前的恒河边的众生万象，与摄影作品集里的幅幅画面交叠互印，体悟便又一次穿透斑驳的生活表象，感慨关乎的也便不惟生命的真义，也是艺术的恒久了——最初，我以为，在生活与艺术之间，胜利的好像是艺术；想想不对了，胜利的该是生活；还是不对，胜利的仿佛既是生活又是艺术——我说的，当然是真实的生活，真正的艺术。
4
一如国人对长江、黄河的眷恋，印度人对恒河不惟一往情深，更是顶礼膜拜，视为圣河。当我在瓦拉纳西目睹印度的男女老少在那里朝拜他们心中的圣河时，心里真是既感动又惊诧——或许，我们对长江、黄河那样的母亲河，多少还是有些怠慢了吧？我们吟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惊叹的是它一泻千里的惊艳气势；我们唱着“一条大海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感叹的是它哺育我们这个民族的悲悯与丰饶；而在恒河边，在印度人视为圣城的瓦拉纳西，从富裕人家到印度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朝朝暮暮，都在那里跪拜他们心中的圣河。那样的虔诚与执着，在世界别的地方，在任何一条别的河流别，我从没见到过。
发源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恒河，几乎全程都是由西向而流；惟独在印度的圣城瓦拉纳西，恒河却是南北向的。于是，站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西岸，朝向的便正是东方。
生死事大，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类。君主帝王欲长生不老，庶民百姓亦欲五代同堂。科学已经证明，生命无非一个过程，有生必有死，有死亦有生。难在科学认知与生活实际总是相饽而行。人生再长，无非百年。生命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世上，几乎所有人，从圣贤、学者到普通人，几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样的终极思考，似乎至今都没有答案。也许永无答案。
想一想，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皆是赶路的众生，泪笑掺杂，悲喜交织，苦乐兼具，没有谁的欢乐可以永世长久，执手再紧亦将曲终人散。人生原本一场罪，痛苦的人，不过是自得其所；幸福的人，也只是苦中作乐。只有真切的哭过，绝望的累过，钻心的痛过，无言的悔过，此生方算完整。路边的万千景色，艳阳高照繁花似锦是美，阴霾满天枯萎调零亦是美。人生路上的那样一些瞬间转眼即逝——说起来，曾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所谓人生如梦，也并非全然消极，其真义或就在于此。
而能留住生命的是什么呢？惟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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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什么？在这个经济战车轰然前行的年代，艺术对大多数人，都已不那么重要。而苏珊·桑塔格却说：“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尤其是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只要稍稍改动两个字，把苏珊·桑塔格这段话里的“文学”换成“艺术”，完全可以说艺术就是自由。
但具体到每个艺术家，“自由”却并非垂手可得。当他们面对艺术的自由时，同样也面对着不自由。书法家面临着纸、笔、墨的不自由。画家面临着色彩、光线、角度的不自由。诸如此类。而对一个摄影家，镜头让他的目光得到延伸，却也同样让他面临着局限与隔膜。镜头本身就是限制，一个摄影者，只能以镜头里出现并摄取的画面表达心声，而不能借助于口和笔。镜头能装下万千世界，但是否能装进一个摄影师的心，从来都是个巨大的疑问。
当代摄影器材的突飞猛进，已让摄影的门槛低至仿佛抬脚即进，似乎任谁都可于转眼之间，变成摄影家。而对艺术无知带来的那种“无畏”，正成为这门艺术的巨大陷阱。我们常看到的，正是那些有场面而无心灵的照片。空洞、漂亮的场景，并非生活的全部真实，何况，镜头的存在不只为呈现美好，更是要我们将生活的本义看得更清。镜头好坏、分辨率高低、像素大小什么的，不是看得清看不清的理由，更不是惟一标准，关键正如鲍利辉在谈及他那些作品时所说，你必须蹲下——向生活、向信仰、向生命蹲下。
鲍利辉所谓的“蹲下”，当然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个摄影家的心。将身体放低，也将心放低。早年，为把临终关怀的善举推向社会，他曾在医院一“泡”就是四年，而按下快门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秒；为探索西南山地民族宗教与外来宗教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他跟踪采访了十年，且至今没有结束；而印度，十年前他随一个贸易代表团去过一次，拍过一些照片，却因来去匆匆，总觉不甚理想。十年后再去，他终于捕捉到了印度人的真实人生。
那是一些“街拍”，据说可遇而不可求。有论者在谈及鲍利辉那些作品时说，那些作品“近乎神迹，不可思议的场景一次次地出现在鲍利辉面前”：“”关键是，在“遇到”之前，你是否在场，是否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情状有所准备？
——我的疑问在，那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鲍利辉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思绪一下子飘出了那些照片，飘得很远很远，想得也很多很多。
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台儿庄战役的目击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而要离战火更近些，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此他说：“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里……我是个赌徒。”然而，他赌赢了。在当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他感慨地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美国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得更彻底：“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东方，似乎永远是隐忍的。尽管恰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在某些暗黑的年代，人是只能“将一切情感的挫折，肉体的痛苦，一例沉默接受，回报它以悲悯的爱”，但真做到那一点岂是易事？沈先生一生写信无数，仅沈从文全集便收信1476封，最该得珍视者，乃文革期间写给亲人的信。其时他已被无端剥夺了发表权，只能借私信展示自己的内心。记得读《沈从文家书——1966—1976》时，我的内心一下子便陷入了沉重，明了了那些风雨如磐的晦暗年代，到底是如何摧毁了中国人的意志，逼迫人放弃尊严和梦想，苟且着活下去。而说那话时，先生心中的信念，必透过阴霾看到了终会到来的日出。而瓦拉纳西恒河边的那些人，显然不是沈从文。连他们是否读过泰戈尔，也无以确认。那些最普通的芸芸众生，到底经由了怎样的修行，方能达到诗圣那样的境界？而一个摄影家，又怎么能拔开世界纷纭斑驳的表象，寻到那样的恬淡与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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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鲍利辉遵循的“蹲下去”原则，既非要你英勇地死去，也非要你卑贱地活着，只是要你仰望人生中现存的一切：那些最寻常的生与死，那些最常见的悲与喜，那些最世俗的苦与甜……
据说，一个又一个摄影家，一直在寻找着突破。问题是如何突破。所谓“突破”，无非是“变”。鲍利辉的系列摄影作品都“牛”，他曾明言“从来没想到改变”。关注底层生存状态的初衷不会改变，关注人性的真善美不会改变。惟一改变的，是他自己。恰如有论辩者所言，他放弃了纯粹纪录底层人群的无奈、无助和无望，转而将自己的注意力对准了他们在逆境甚至潦倒之中的努力、自适、追求和希望；显得更加积极、温和，甚至还有几分幽默。在整理他的“关怀关怀”组照时，他把原先所谓有“穿透力”、“震撼力”的图片统统拿下，只留下一幅有阳光、有大树的图片。生死之间，相隔无非薄薄的一堵墙，甚至一层纸，几乎一步便可跨过；而也正是生生死死的周而复始，成了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生之变，其间有无数偶然，旦夕祸福，何时何地撒手人寰，皆无定数，惟一能把握的是生，是过好的自己的每个日子。如此一想，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其实大有来由矣，他和他的民族，那些即便衣食无着者，好像也是这么想的。
人生之大爱，无非对生命的爱。生命从来都与爱联系在一起。心境之变带来的，必是对象的不同。说到底，鲍利辉早先的图片并非不好，而一个艺术家，如果只是展示生命的绝路，不能给人以希望，倒是最大的失败。展示穷困、不公是出于爱，展示希望与未来，同样是出于爱。那样的感受，恰如我们在听史诗电影《日瓦戈医生》主题曲时，最初都像在冰天雪地里被火灼痛一般，那种异样的愉悦与伤感，来自我们对遥远的俄罗斯大地和心灵的熟悉。尽管冰雪覆盖着太多的血迹和尸骸，然而经历无数苦难之后，真正且唯一能闪光的，依然是生命与爱——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相信还将继续做出力证！
人的表情与灵魂有关，而灵魂与历史有关。表情既然是是灵魂的外在气质，也必然会是历史影像在生命中的沉淀。国人脸上的悲苦、呆滞与冷漠，恰恰是近百年来种种肮脏、丑陋与罪恶的积淀，有时，那样的表情让我们感到惡心，悲从中来。人们的经验是，在一些国家，人们态度友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而在某些经历过苦痛而已重获自由的地方，人们脸上依然布满怨怼和冷漠。而印度，是个宗教传统浓重的国度，有着尊严洁净的生活习惯。鲍利辉的第二次印度之行捕捉到的，正是那样一些底层表情。当国人正津津乐道于“幸福感”这个话题时，鲍利辉用他得于印度的摄影作品做出了回答。仅仅用宗教去解释那些表情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偏颇的；那样的表情与那片大地的历史的再现，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甘地，想起泰戈尔。
艺术之美，展现的应是生命尤其是灵魂的自由之美。反观当下的艺术领域，艺术之美似乎在逐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媚俗乃至恶俗。生命被五花八门的服装层层包裹。灵魂任各种名目的欲望紧紧纠缠。一个直正的艺术家，如何才能秉持艺术的真正理念，坚守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最基本的独立精神与良知呢？如果说美是“自由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马尔库塞），那么艺术家正是实现这一“自由理念”的最直接秉持者，由是甚至可以说，放弃了“自由的理念”的秉持，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个艺术家存在的理由。
濯巾沧浪孤舟远，过眼浮云五岳低。鲍利辉这种不变之中的“变”，全然出于一个艺术家对生命本质的再认识与升华：生命是苦，更是快乐。生生死死，乃生命必须经历的过程。今生今世，在生命的红尘里遇见另一个生命，另一种生存状态，是鲍利辉的幸运，也是所有人借由他的镜头，在时光的隧道里颠簸了千载万年的期盼。那或许是上苍对鲍利辉多年来执着修行的刻意眷顾，是在他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艰辛甚至眼泪后，上苍对他那份爱的加倍的偿还。因了贫富不均的仇富心理，因了忙于应付生计，因了票子、房子和孩子而对自身生命有意无意的忽略与慢待，因了人与人之间太多设防而缺乏信任，甚至因了对未来的忧虑，国人总是活得太累。而鲍利辉和他在那些照片中张扬的美丽、善良与恬静，必会风一般地吹动我们的生命之帆，甚至让我们的心也为之荡漾，让那些至今仍对生命充满痴情与真爱者，以及那些曾经的失意者，去装扮他们静若止水的逝水流年。
↑鮑利輝攝影作品集《印度時差》
鮑利輝
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
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副秘书长
雲南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云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
春城晚报原摄影部主任
云南秘境印堂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
(此文已收進作家出版社新出散文集《輕捋物華》。文中圖片除署名者外均為鮑利輝攝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