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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书借鉴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历史纵向分析每个时代的经济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重商主义，商鞅的抑商重农强兵思想，到汉唐宋明清各代经济制度和经济变革，一直到现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书能深入浅出的将经济学运用到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制度。但是书写的不系统，观点也没有证据支撑，缺少推理和论证，先有结论再有证明。写的经济学过于浅白，像故事书一样。
不过书从历史纵向上去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也让人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中国的历史上的经济制度，本质上说到底就是两种：重商主义和抑商主义只不过形式会稍有不同。在朝代创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休养生息，一般会采取重商主义，鼓励商品的流通，刺激经济的发展。等过了几代，民间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中央为了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阶层，满足对外扩张的战争开支，又会采取抑商主义，加大对商业流通的税收征收，将盐铁酒等收归国家专营。
重商主义和抑商主义都各有利弊。重商主义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缺点在于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商人势力过大，甚至威胁中央的统治。抑商主义能增加中央收入，但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官办机构的盐铁买卖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
这种制度之争在今天社会依然延续着。只不过从前的盐铁酒换成现在的银行、石油、通信、电力等垄断行业，重商主义演化到今天就是私有化，抑商主义是国有化，依然是民富与国富之争。
最近围绕着联通等国企股权混改的争论，本质上就是一直以来的两种制度之争。一边是想减少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腐败，发展国际化、有竞争力的企业。一边又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动摇国家根本。
中国的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好像从来没有绕过这个问题。一边是公平，一边是效率。一边是国家社会主义，一边是自由民主主义。一边是左，一边是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