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仲永》这篇议论性散文是宋朝王安石脍炙人口之作，先叙而后议论，讲述了“仲永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1]的事例，虽是一篇文学作品，但是仍然基于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揭示了近千年前中国古人对于人先天禀赋与后天环境关系的认知，仲永之悼叹放诸今时今日也未必过时，因而具有现实意义和广泛的影响。本文将自《伤仲永》说开去，以阐释我对先天与后天，基因与环境关系的观点。
在文章中，仲永生于“世隶耕”之家，实与普罗大众无异，但生始五年，“未尝识书具”却“忽啼求之”、“指物作诗立就”，令“父异焉”而后“邑人奇之”乃至于当时声名远扬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都“闻之久也”，如此“不学而书”哪怕是放在今日仍可为奇人异事。对于仲永的通悟，王安石在后文的评述中认为“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将其作诗的才能看做是与生俱来，受之于天，这种观念固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认知存在唯心主义的局限，但也生动地例证了其对先天条件差异的认识是古已有之的，若再往前推，我们还能在《论语》中找到孔子“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语，正是因为古人有了对于人先天条件差异的评估标准，才由此生发出孔子“因材施教”这一重要的教育思想。
回到对先天禀赋的讨论，是否真的有“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人呢？换言之，是否真的有先天条件优越，基因优异于常人的天才呢？倘若以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作为考量天才的基准之一的话，那么基于基于当代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参照，例如此前关于人类基因组的分子研究估计，基因对智商的影响约占30%，而在去年爱丁堡大学开展的罕见基因变体对智商影响的研究甚至将这一指数上升到了50%以上，可以看出基因对于人先天智力的重要影响。
但正如方仲永让众人惊异，甚至于“宾客其父”，“以钱币乞之”，以及今日每每有“神童”之传闻便被媒体争相追捧之，便可以窥见由先天因素，受基因影响而造就的“天才”实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也是由“基因趋中性”影响所致，据德文版《TIME》周报中“Zeit”专题的报道，依据各国研究，“基因趋中性”决定了大多数人智力趋于普通，智商两极化的人仅占少数，且后代的智商相对其父母都更加趋向中间值靠拢。[3]不能忽略的是，基因的对人的重要影响以及其本身的“趋中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的智力方面，还对人的形貌、性格等诸多方面都有影响。讨论至此，我们或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先天因素和人的基因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但由于其“趋中性”，人先天的状态往往趋近，对后天发展差异性的影响并非全然。
由仲永之“伤”也可以看出先天因素和基因对于人影响的局限性，因其父贪利“不使学”，重致其“泯然众人矣”，远不能称前时之闻，后天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先天因素和基因对于人的认知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但却不是决定因素，正如在《认知升级》一书中，密歇根大学心理系教授理查德·尼斯贝特便运用大量的案例大胆地驳斥了长久以来坊间巷尾乃至学术界中都盛传的“智力遗传论”，提出“智力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文化、教育和环境才是决定认知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4]这种观点也被他成为“环境决定论”，即非遗传因素决定人类的认知能力。
除却复杂的实验和案例论证，以及诸多学术派别之间的争论，作为一个初识心理学者，以最切身的体会及朴素的认知来探讨先天与后天，基因与环境对人影响何为决定性因素的问题，我将其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句：“人的认知是不是可以提升的？”或者更直白之问“未来的我能不能比现在的我更聪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倘若简单地认为先天基因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提高，学习无法进步，那么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文化和教育体系存在的意义便顷刻间瓦解，岂不哀哉？
仍以《伤仲永》作结，实际上除了中学教材中节选的段落之外，这篇文章末尾还有一段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议论，其中“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一句更是精彩至极！天赋异禀之人，不学而终归平凡，而生而平凡的人，若不学，恐怕将难为众人矣。这不能不是一句让人细思恐极的警醒了，先天与后天，基因与环境对人发展的影响孰轻孰重也就不言自明。
参考：
[1] 《王荆公年谱考略》[清]蔡上翔。
[2] 新浪科技生命医学专栏：网址——http://tech.sina.com.cn/d/f/2018-02-06/doc-ifyrhcqy9899825.shtml
[3] 德文版《TIME》周报，“Zeit”专题，2015年5月版。
[4] 《认知升级》[M]理查德·尼斯贝特（美），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