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神宗在整个北宋，或者说整个宋朝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一位帝王。强唐富宋，这只是宏观角度的看法，在一些时间段，唐没有那么强，宋也没有那么富，最起码在宋神宗上位的时候，北宋是非常穷的。但宋神宗也不是一般人，他还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就想着干一番大事业，成为皇帝之后，宋神宗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护住了三位大臣，这三位个个都是名臣。
改革任用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是宋朝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他的主导者是王安石，但如果没有宋神宗，王安石根本没有机会变法。
宋神宗登基的时候，宋朝已经非常危险了，这时的宋朝不能用富来形容，而应该用穷，百姓穷，朝廷更穷，养了不少没有用的官员和士兵，还要支出不少没有多大用处的款项。这时的北宋不能说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在朝着崩溃不断前进着，如果没有出现改革变法，北宋崩溃是绝对会提前的。
王安石比宋神宗大27岁，换句话说，在宋神宗登基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在朝廷做官了，而且还上过一次万言书。对历史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王安石这个人对改革非常热衷，一直在鼓吹改革，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激进的改革家。先不管王安石改革激不激进，只是从他为官多年却一直没有多大成就就可以看出，王安石缺少一位伯乐。
宋神宗就是王安石的伯乐，虽然有着近三十岁的差距，但这不妨碍两人的交流，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改革祖制，虽然变法存在不少的弊端，而且王安石过于激进，但不可否认，变法改善了宋朝的经济，改变了宋朝的局面。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
史书的存在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考古学，如果我们的二十四史丢失上一部，或许我们就会遗失掉一个朝代，几百年的历史。假如我们丢失的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到张良是怎么运筹帷幄的，不会了解到项羽有多么勇猛，历史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没有历史，民族也将不再是完整的民族。
到宋朝时期，史书基本完善，但这些史书大多都是单纯地记录历史，并没有专门用来供人参考，借古鉴今的史书。这样的史书当然可以看，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一部可以参考的政治史书，不管是宋朝还是我们现代。
陈寅格先生曾说，资治通鉴是政治史的空前杰作，这部伟大的史书就出现在宋朝，出自司马光之手，从某种程度上，资治通鉴能够和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都是史学界的杰作。史书虽好，但创作过程却非常不易，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但他是守旧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两派相争就像是唐朝的牛李之争一样，兵不血刃，但异常惨烈。
王安石非常激进，一有反对的声音，立马就会采取贬官的措施，宋神宗欣赏司马光的才华，但王安石却容不下司马光，最后宋神宗安排了一个闲职给司马光，让他专门去编撰资治通鉴，最终，在宋神宗的护佑下，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写就了这部伟大的史书。
编纂成功之后，宋神宗还为资治通鉴写序，正是这篇序言，让资治通鉴留存了下来，没有被后来得势的改革派人物毁掉。
苏轼与宋朝最大的文字狱
文字狱由来已久，秦始皇焚书坑儒也算是一种文字狱，乌台诗案是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不是因为规模大，而是涉及到的人太大了。如果说王安石、司马光是宋朝文学天空的明星，那苏轼就是月亮，乌台诗案就是关于苏轼的。
乌台诗案发生在苏轼政治生涯中期，因为一句诗而被人告了刁状，被抓进了大狱。不过好在苏轼生活在宋朝，他遇到的君主是宋神宗，这位宋朝历史上对人才最为维护的皇帝。宋神宗并不想杀苏轼，可他也没有办法堵住朝官的口，他需要等一个台阶，所以他只能暂时将苏轼收押，随后王安石，司马光，太后先后求情，苏轼被释放。
因为宋神宗的维护，王安石、司马光还有苏轼都在所处的时代发光发热，成为了一代文坛巨星，政治名家，史学大家。宋神宗宋朝非常著名的一代帝王，就是不论他别的政治功绩，就是在他统治期间，任用了王安石，护住了司马光，释放了苏轼，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为中华的文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