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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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弟打来电话，他说母亲又去医院看眼睛了。我心里一惊，连忙拨通了母亲的号码。 电话那头，母亲却不紧不慢地说：“也没什么，就是这个左眼一直流泪，医生给开了药，现在在住院——你好好上班，别操心！”听了这话，我的内心反而更加难受。
一直以来，母亲的眼睛就有问题，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高度近视，看东西只能看个轮廓。记得去年过年回家，我本想给她个惊喜，一到家门口，就“妈，妈”地大声喊着，可她看了半天，愣是没有认出来，直到我走到她的面前，她才高兴地说：“我大儿子回来了”。那个时候她的左眼就开始流泪，点着眼药水，只不过情况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好几次我都建议她再去医院看看，让医生详细检查一下，她说：“检查过了，医生说要根治就得挖眼珠子！”——这是母亲接受不了的事。作为子女，我们也接受不了母亲那张陪伴了我们三十多年，熟悉而慈祥的脸上出现一个巨大的陷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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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假如时间再往前推十几年，事情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看东西很清楚，而我只有十四五岁，正在读高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学习上也有点成绩，自然成为全家的希望。母亲很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很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将来能有点儿出息。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能做的就是把这种希望全部转化成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那时，我家和距学校比较远，走路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天都要很早的起来，再到学校，然后在学校呆一整天，直到下午放学才回家。而这期间中午饭一直是个问题。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校的食堂饭吃不起，外面一块五的蒸面更是不敢想，通常都是早上早早的在家里吃完饭，然后再去学校，放学回家再吃下午饭。而做早饭这件事自然就落到母亲头上。为了不耽误我六点半的到校时间，四点左右她就得起床，那个时候即使是春夏两季，天也是灰蒙蒙的，只有皎白的月光。家里一直没有闹钟，所有的时间都靠自己去揣摩，去估计。“我一觉醒来就是两点左右，再眯一小会儿，就是四点左右；还可以看月亮，月亮不见，天发白，我就起床做饭。”母亲经常和我们分享她是如何确定时间起床的。这种确定方式经常会出现或早或晚的问题，尤其是天亮的比较晚时。记得有一次，在冬天，天很冷，母亲和往常一样看着月亮，瞅着星星起床给我做饭。不料，烧碳的炉子在半夜熄灭了，那是一种陕南农村常用的高台炉，很难在短时间内再次点燃，为了不耽误我上学，她就用土灶做饭。一夜的冰霜在木柴上结了厚厚一层，也不知道她用了多少根火柴才将火点着，将饭给我做好。我只记得吃饭时不小心碰了一下木柴，湿漉漉的，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吃完饭后，我见天色尚早，也听不见路上行人的声音，于是就又躺回床上睡一觉，等我再次起来去学校上学，居然没有迟到。一年里的两百多天，每天她都这样给我做好饭，而后轻轻地走到我的床边，拍拍被子，叫着我的乳名：＂龙儿，饭已经做好了，在锅里，待会儿起来吃，别睡过头了。＂而后又去补觉。有时候怕我忘了时间，她在床上趟一会儿，又来看我起床了没有，吃饭了没有，出发了没有。奇怪的是在这数百天里，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去得太早，当中有几次赶到学校，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而有那么一两次，由于下雨母亲看错了时间，我迟到了，受到了老师的责罚，下午回到家，年少的我狠狠将她埋怨了一番。
而每年我最期望的是开学，最怕的也是开学。期望那是因为我可以去学校继续读书，继续和自己的同学在一块儿；怕是因为开学就意味着交学费，意味着父母又要做难。那一年，我十七岁，读高二，正是紧要关头，弟弟也在读初中二年级，妹妹在上小学，我们三个人的学费一共一千多块。为这，父亲提前在工地干了整整一个暑假，就希望能够在九月份之前凑够我们的学费。无奈，末了，包工头跑了，一分钱都没拿到。在开学的时候，全家人如临大敌，妹妹在一旁干哭，弟弟闹着要出去打工，那时我也一度想放弃读书。母亲却把我们叫在一起，说：
“你们不要着急，钱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放心，我和你爸就是砸锅卖铁也让你们去学校读书。”
完了，就向村里的左邻右舍去借。有人嘲笑，有人奚落，“上不起学，就不要去上嘛！”，“看把她们家急疯了！”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钱却没有借到一分。
傍晚回到家，母亲沮丧地坐在椅子上，盯着我们发愁，不一会儿，她用手不断在眼前左右晃动，像是在赶苍蝇蚊子一般。 “妈，你怎么了？”我问。“老大，看我眼前是不有什么东西在飞？黑黑的，像蚊子一样。”她说。那时，全家人都在操心着我们兄妹三人如何交学费，如何入学，谁也没有顾及母亲的眼前飞舞的蚊子。
晚上母亲一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没亮，就直奔外婆家，从外婆那里为我们借来了钱。
-03-
十几年过去了，飞舞的蚊子已经变成一片漆黑。年上在家里，母亲见我们回来很高兴，很想下厨做几个菜，无奈，切菜看不准，好几次切到了手，最后还是我切菜做饭，她指挥。——从那天起，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今后再也尝不到母亲亲手为我做的饭菜了。
昨天和父亲在电话里说，我上学那会儿母亲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当时如果及时的治疗，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电话那头，父亲沉默半晌，说：“那时候，咱们家经济条件不允许。”听了这话，我的内心一阵酸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