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是在1963年的初秋，我刚上三年级，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了，却发现自己家里房门大开着，里面却空空如也，我一下子就懵了，我想像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在楼下碰着了同学贾东全，是他告诉我：你们家搬家了。他还告诉我搬到哪里了，可是说了半天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又该怎么去。于是他就带我去了我们的新家：一三四厂三号楼三单元八号，谁也没想到，在这里我们住了二十二年。
困难时期过去了，一三四厂在1963年5月建成开工了，母亲调到了一三四厂任厂部办公室主任。同年12月父亲也调到了一三四厂任28车间主任，之后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22年。那时候我们叫一一六厂是老厂，而一三四厂则叫做新厂。
一三四厂是按照苏联图纸复制的飞机环境控制系统附件厂，全新的厂房设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从东北过来的人不少，还有西安的，上海航校，北京航校毕业的学生来了很多，还有大批的大中专毕业生，来自大城市的人比较多，职工文化素质比较高，当地话就是这里的人比较洋气。
一三四厂的家属区有好几个院， 我们家住的三号楼位于现在的三号院子里，这座楼的结构在厂里叫六三型，这是按照建造时间命名的，还有六二型，六四型，都是三到四层的单元楼房，不同的年型楼房结构稍有不同。与我们家以前在一一二厂和一一六厂住的楼房不一样的是，这座楼是平顶的，楼顶是一个大平台。我们家住在三号楼三单元三层中户的一套两间半的居室，每家有自己的厨房厕所，比一一六的房子更高级一些。进门是厨房和厕所，左边是主卧，右边是一个套间，大房间有十五平方，小间七平方就是半间。东户是两间居室，西户是一间半。
那时候我家东边邻居是小随家，他们老家在开封，爸爸叫李建启，在冶金科金相室工作，他们家七口人住两间房，小随的大姐叫富丽，二姐小俊，他有一个哥哥叫顺利，还有一个妹妹叫小新。西边的邻居姓寇，很瘦的一个男人，在厂里保卫科工作，女主人又高又胖，男人叫她小王。他家的住的是一间半，当时家里有两个孩子，男孩叫艳军，小的女孩叫艳萍，后来他家又有了一个弟弟。我们楼下是洪新家，他爸高占吉是一三四的人事厂长，洪新是老大，大弟洪平，妹妹高妞，小弟高四。一楼中户是路省家，路省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他爸叫靳朝阳，妈妈是居委会主任，他爷爷也住在一起。一楼东户是苗福禄家，他爸苗志强是个老工人，当过全国劳动模范，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一楼西户是小木家，他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姐姐家里，他姐姐姐夫都是工人，也有三个孩子，那么多人住一间半的房子非常挤。二楼东姓姚，兄妹三个，妹妹叫丫头，他们的爸爸很早就死了。二楼西是元宝家，兄弟三个分别叫二小和小三，他爸是个工人，特别喜欢玩，养了许多鸽子，还下河摸鱼。这座楼的三个单元里，家家都有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孩子，那时候的孩子可真多啊，二单元的郭田芬家里有九个女孩，最后她妈还给她们生了一个弟弟。
新厂的家属院面积很大，那时候院还有不少的的空地，小孩子们经常会在那里踢足球。我们楼的前面有一个院子，里面是家属服务队。那时候很多的人家里母亲都是不工作的，厂里就把她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家属服务队，设立有洗衣房，面条组，理发室，木工房，为工厂的职工服务。服务队的院子里堆着很多的废旧木头包装箱，我们就常常在那里玩捉迷藏和打仗的游戏。那些包装箱上有很多的铁钉，摞得又很高，在上面玩还是挺危险的，我们把包装箱垒成碉堡，躲在里面用弹弓互相射击，有一次我踩到了一棵直立的铁钉上，就把我的脚给扎穿了。
那时候每天早晨厂里的广播站就会放 一首名字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山连着山， 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歌词和音乐都让人激情彭拜。每当上下班的时间到了，广播里就会吹响上下班的军号，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军号声直到今天还在工厂和家属院里每天播放着。
1964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新乡也有预报可能发生地震，一天晚上厂里的广播通知，要求大家都到空旷的地方去躲避地震产生的危害，印象很深，黑洞洞的夜空，冰冷刺骨的寒风，惊慌失措的人群，母亲在混乱的人群里指挥安抚群众，那一刻感到母亲好伟大啊。
记得是在我转学到工人街小学上学的时候，大概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规模爆发流行性脑膜炎，那是在冬春季节出现的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死亡率极高，好像最容易感染的就是孩子们，只记得经常会听到又是谁家的孩子死了。小弟弟也感染上了脑膜炎，在市二院住院治疗，我清楚的记得母亲日夜守护在医院里，终于把弟弟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我们班里也曾经有过几个生脑膜炎的同学，而我家邻居裴叔叔家的一个男孩就被脑炎夺去了生命，清晰的记得，那孩子装进一口小棺材里，陪葬的是他的书包和玩具。有人说那场流行性脑膜炎感染人数有300万，死亡人数则达到了16.8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工人街小学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王老师，记忆中她瘦瘦的黑黑的矮矮的。那时候流行性脑膜炎很厉害，冬天的时候，每天早晨进学校都要熏醋消毒，一大堆孩子关进一间教室里，加热后醋蒸汽充满了房间，浓重的酸味不知道有没有用。王老师想让孩子们多活动，可是班里没有玩具，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于是王老师让同学们下课后到街上捡烟头，剥出里面的烟丝来，卖给那些抽毛烟的穷人。我们终于攒够了买一个花皮球的钱，王老师买回了一个表面布满花纹的彩色橡皮球。我们班的教室出门就是一个大操场，这个花皮球给我们班里带来了很多欢乐。
升到三年级了，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杨老师，这不是在一一六厂小学的那个杨老师，她年龄要大一些，也胖一些，脸上还有很多的雀斑。杨老师对我也非常好，杨老师经常让我帮助同学补习功课，同学刘选民生脑膜炎后功课跟不上，我每天放学以后都要到他家去帮助复习功课。刘选民的爸爸是酱菜厂的厂长，酱菜厂有一辆送货的大马车，驾辕的一匹大红马健壮漂亮，我常喜欢到马厩里看它摸它，后来我还亲眼看它生出了一匹小马驹。
当班长很辛苦，早晨要很早过来为同学开教室门打开取暖的煤火，就是把煤炉捅开烧旺，冬天的时候，天不亮我就到学校了。每天要把作业本收齐了交到老师的办公室，有一个同学没交作业都不行。老师不允许替同学写作业，我只能陪着他们教他们，却不能告诉他答案。有一个姓赵的同学，特别的笨，每次写作业都要拖到最后，有时候到中午的时候，我等着他交作业也不能回家吃饭，后来家里就把饭送到学校给我吃。
在工人街小学上二年级到四年级，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幸福的时光。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又听话，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每年我都是五好学生，思想好，学习好，作风好，劳动好，身体好。我先是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每当学校开少先队大队会的时候，我举着队旗，两边还有两个护旗手，在嘹亮的号声和激越的队鼓声里，我举着队旗走过主席台非常自豪。
记得那时候学校少先队常派人到市少年宫去值班，为少年宫的各种活动服务，清楚的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吃过晚饭去同学刘温俊家里，和她一起到少年宫值班。冬天的夜晚很黑，天气很冷，虽然路不算远，沿着九中路走过去也许是三里多路，昏暗的路灯下几乎没有行人，可是我们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一点都不害怕。
在三年级的一个冬天，我上学的路上掉进了结冰不牢的一个水坑里，鞋子和裤腿都湿了，我又回到家换鞋，自己在家里找了一双破鞋子穿上，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都上课了。我走进教室，杨老师看着我脚上穿着漏洞的鞋子和湿淋淋的裤腿，我冻得瑟瑟发抖，她没有批评我，把我抱上了煤火台让我烤火，至今我都难以忘记杨老师亲切的目光，我非常喜欢我的学校和老师。
1965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就不断的有各种社会活动，我们小学生也组织起来到社会上宣传破除迷信。我家的西面就是王村，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我们班有一个家住在王村的同学，他带着我们小队进入王村农民的家里，熟门熟路的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放着神龛的堂屋和祭着灶王爷的厨房。我并不懂什么是佛祖观音城隍土地，只不过老师说了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必须清除。于是我们就向这家的女主人宣讲破除封建迷信的意义等等，那女人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听着我们一群小孩子的教育，还好老师只是告诉我们去宣传教育，并没有要求拆除清理那些封建迷信的工具。就这样我们在村子里一家一家的做宣传教育，天知道我们讲的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们家的保姆是马大娘，她家住在解放桥附近，每天早晨她从家里过来做早饭，晚上回去。我每天都起来的很早，看着马大娘做早饭，因为我还要去学校为大家开教室门，打开教室里封着的取暖煤炉。有一次我中午因为收不齐作业没办法回家吃饭，马大娘还给我到学校送饭，记得那次马大娘带着小妹妹过来，送的是馄饨。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马大娘不做了，我们家又换了一个保姆，瘦瘦的小个子，她家住在坛后村，她有一个女儿在十二中上中学。没有多久，文革开始了，有人揭发她是地主婆，我家的保姆不能用了，我们家此后就没有再用过保姆了。
四年级放暑假前，史无前例的十年革命开始了。等到五年级开学我去报到的时候，工人街小学不允许我再在那里继续读书了，老师告诉我，我们必须回到父母亲单位的学校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