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衣裳指的是上衣和下裳，是古今日常生活中提及较多的服装词汇，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服装种类。《周易·系辞下》中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记载。那么，古代的明君们为什么不戴冠、不垂袍却一定要“垂衣裳而天下治”呢？除实用功能和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因素外，重要的原因在于，衣裳内含的古人对天地崇拜的文化信仰。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饰的特征

汉服，越来越走入我们的生活。一些高校、社区成立了汉服社团；电商平台上，汉服成了年轻人喜爱的畅销品；各类汉服秀更是屡见报端。承传千载的国风成了时代潮流的元素。

穿汉服，更要懂得中华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服爱好者在着汉服的那一刻，就承担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这一新角色。服饰是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服是从何而来的？

中国自古以来称为“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服饰有关。《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这里将帽子、衣服的华美叫作华，将人口众多的国家称为夏。《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可见，华夏一词，不仅指地理层面的，还有文化沉积的价值。

麻衣是主流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服饰以风格独特而著称于世。绚丽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之所以优秀，除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外，注重吸收融合其他民族和国家服饰文化的精华，实行服饰制度多元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服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历代诗词歌赋中都有表现。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更见端倪。据统计，《诗经》300多篇中，有60余篇涉及服饰描写，从中也可窥探先秦时期汉服的材质、色彩和意韵等。

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同袍”，这一称呼也与《诗经》相关。《秦风·无衣》一篇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里所说的“袍”透露了当时汉服的材质，也就是填充了麻絮的长衣。麻布衣是当时汉服的主流。

在隋代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服装除首服外，主体服装包括宽博的上衣、下裳、深衣、袍衫、大带、履鞋等内容组合。其中，上衣、袍、衫等绝大多数衣类服装结构都采用的是交领右衽的样式，而自隋代开始，一种领式为圆形结构的官服—圆领袍广泛流行。这种窄袖、合身、长短过膝的圆领式袍服并不是周汉以来的中国传统服饰，经研究后发现，圆领袍来自遥远的南欧草原，是标准的中国古代西服。

赵武灵王引入的“胡服”合裆裤、靴子，改变了中国古代军服和其他服饰的结构，使服饰内容更加实用与丰富。而自隋代始引入的圆领袍，不仅再次改变了中国古代服饰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体系，使服饰体系更加明确，礼制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有鲜明的时代标志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曾出现断代的文明古国，在长久的历史时间跨度中，文化相继传承，但各代服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色。

这当中，有原始社会晚期，被黄帝、尧、舜等贤君沿用的上衣下裳；有春秋战国时期，将上衣下裳连为一体，兼具多种礼仪功能，被儒士们广为推崇的新式礼服—深衣。相比之下，组合起来的成套礼服更是时代韵味十足，如头戴长冠、身穿宽大单衣、足穿履是西汉官员常见的形象；而头戴进贤冠、身穿大袖袍、足蹬履又是东汉官员的标配。此后，组合礼服的时代特征性延续不衰，如唐代官员的幞头、圆领袍、革带、靴子组合，宋代儒士的方巾、褙子、交领袍、履或线鞋组合，元代官员的瓦楞帽、质孙服、革带、靴子组合，明代官员的乌纱帽、补服、革带、长靴的常服组合，以及清代官员的顶戴花翎、补褂、袍、腰带、长靴组合等，无不体现着时代特征。

这些表现内容不一的各时代礼服，不仅对不同朝代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而且还装点了时代，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流的视觉标识，正如明末学人叶梦珠所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

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