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大漠周天：蒙古大漠如何驱动古代中国的历史演化
围绕太行和秦岭、祁连与六盘、阴山与贺兰、燕山和兴安这四大地理空间，了解了从商周之变、五胡之变、唐宋之变到明清之变的历史。
把目光放大到贯通中国的整个北方走廊地带，看看它怎么成就大清，从而构建起汉满蒙回藏的超级大一统格局，而欧亚大陆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在其中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先把北方走廊地带的地理空间和它到的历史功用，来做个整体梳理。
走廊两翼：伟大游牧民族政权的崛起之地
从地理上看，从东到西，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阴山、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一系列连绵的大山构成中国北方走廊地带。
走廊最东边是大兴安岭，最西边是阿尔泰山，这两座山支撑起了中国在东北与西北的两翼，甚至牵引着中国历史的演化方向。
古代中国重要的游牧政权，除了最早的匈奴是在阴山地区崛起的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在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周边崛起的。这两座山都是重要的过渡地带，虽然山的两边都不是农耕区，却也都是不同的生计方式，所以在这种地方崛起的政权，必须能够融合多元要素，也肯定熟悉多元整合的玩法。一旦这些政权有机会入主中原，就比较容易懂得如何再整合胡汉，也就能成就更大的事业。
东边的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渔猎区与蒙古草原游牧区的分界。大兴安岭西麓，从北到南依次分布着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乌兰察布草原，形成一个草原带。从纬度上来说，最北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已经跟漠北一样高了，从这里一路向南可以一直到河套地区的漠南草原，这样一来，大兴安岭西麓就把漠南草原和漠北草原给联系了起来。大兴安岭东麓，密布着水网、沼泽、森林，与更东边的长白山，共同围出东北地区南北向的广袤平原，涵养着古代的渔猎人群。
大兴安岭两侧成就了古代中国一系列伟大的游牧政权，鲜卑、蒙古都崛起于西麓，契丹、女真崛起于东麓，它们为后世崛起于长白山、整合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孕育出重要的制度原型。
再说西边的阿尔泰山，这里是是漠北草原游牧区与漠西高山游牧区的分界。
漠西的高山游牧区比较特殊，值得一说。欧亚大陆东边，游牧区与农耕区分布在不同的纬度，游牧者和农耕者各自的主体部分，距离千里，日常情况下很难彼此见到，对于对方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都不大容易有理解。而欧亚大陆中心地区，也就是漠西的高山游牧区，它的游牧区和农耕区有很多是分布在同一纬度，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海拔。因为山顶上有积雪，雪水融化流下来，山腰处存不住太多水，但足以生长牧草，所以半山腰可以游牧，雪水流到山脚形成绿洲，绿洲居民会进行农耕，同时也会经营贸易。因此，这里的游牧者和绿洲居民日常也经常可以见到，彼此更容易相互理解。
尽管阿尔泰山周边没有大规模的农耕区，难以形成大帝国所必需的财富基础，但这里仍然产生了一些强大的游牧政权。原因在于，一方面，阿尔泰山再往南，是东西向的天山，这里构成游牧区与绿洲区的分界，高山游牧者可以为经营贸易和农业的绿洲城邦提供军事保护，以便获取财富。另一方面，阿尔泰山周边可以从中亚和高原方向获得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新的精神资源，帮助高山游牧者进行内部整合，从而形成惊人的战斗力，建立草原霸业。
有意思的是，在阿尔泰山周边兴起的游牧政权经常会对大兴安岭地区崛起、称雄东部的政权，构成严峻挑战。而东部崛起的政权，只有能够应对这种来自西部的挑战，才能真正地成就伟大帝国。
比如，阿尔泰山周边崛起的第一个强大政权是突厥汗国。东边的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南下，建立了北魏，北魏又孕育了隋唐帝国。而大唐是在击败突厥的挑战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霸业。
再比如，安史之乱之后，回鹘汗国在漠北草原崛起，成为东亚霸主，通过在藩镇和大唐朝廷之间搞平衡，一度能影响中原政治。但是回鹘汗国没能应对在泛阿尔泰地区崛起的黠戛斯政权的挑战，一次战争就亡国了。
回鹘汗国灭亡后，草原世界陷入混乱，这又给大兴安岭地区契丹人的崛起提供了前提，建立了大辽。再后来，女真人在大兴安岭东麓崛起，灭掉了大辽，建立大金。大辽的残余力量被迫逃到阿尔泰山以西建立西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金的隐忧。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阿尔泰山以西有成吉思汗时代建立的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它们都对大元帝国的正朔不服气，几次发起严峻挑战，曾经让大元帝国很是头疼。后来，元朝败退回蒙古草原，进入北元时期，在阿尔泰地区崛起的漠西卫拉特蒙古，在史书里也被译作瓦剌，曾经一度征服了北元的地盘，成为全蒙古的大汗。
直到大清，也有大几十年的时间，要面对阿尔泰山周边崛起的准噶尔汗国的挑战，经过康、雍、乾三世才算搞定这个问题，之后才成就统合汉满蒙回藏的庞大帝国。
大漠周天：驱动中华帝国演化的戈壁大漠
东有大兴安岭，西有阿尔泰山，再加上南边呈东西走向的阴山，这三个大山可以大致勾勒出蒙古高原的地理空间。
大兴安岭以西，有大致与它平行的肯特山，就是古代的狼居胥山。阿尔泰山以东，有大致与它平行的杭爱山，就是古代的燕然山。肯特山与杭爱山都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了，两个山上发源的河流汇聚向北流入贝加尔湖。两山之间的谷地，就是漠北草原。
杭爱山与肯特山的南麓，向南一直到阴山，这之间的广大区域远离海洋，降水稀少，又没有足够高的大山，无法形成持续的积雪融水，就形成了广袤的大漠。蒙古草原也因此被分割为漠南与漠北两片。由大漠向西到新疆地区，阿尔泰山、天山等大山，形成山腰的高山游牧及山脚的绿洲，于是有了漠西的游牧地区。
把这个空间和历史对应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大致的历史演化逻辑。
大漠以东的大兴安岭周边，孕育出帝国，比如北魏、隋唐、辽金、满清。大漠以西的阿尔泰山周边，则构成帝国的试金石，比如突厥汗国、准噶尔汗国。西边形成的游牧政权，以强悍的挑战逼问出东边帝国的生命活力。大漠以南的阴山周边，是塞外入主中原的关键，大漠以北的漠北草原，则是漠东与漠西竞争的胜负手。
老子有句话，叫做“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比如一个罐子，正是因为周边的一圈罐体，它才成为罐子，又正是因为罐子中间是空的，啥也没有，它也才有了罐子的用处。
大漠与它的周边，正是构成了一个“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历史空间结构。大漠上无法形成帝国，但它正是以其“无”，而成就了周边的“有”。它就像一个引力无限强大的黑洞，驱动着周边的一切围绕它旋转，遍布走廊的各条大山就像连接各方的传动轴，把中国疆域内，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诸多板块所构成的庞大体系隆隆驱动起来。帝国的生命力环绕着大漠周天运行，多元互构、多廊联动，展开出浩瀚的历史图景，塑造着当中每个人的历史命运。
走廊南端：地理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帝国瓮城
在走廊地带、也就是戈壁大漠的南端，是衔接中国大地东西两翼、东西绵延千余公里的阴山。阴山和南边两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太行山及贺兰山，又共同构成一种帝国瓮城的战略态势。这个瓮城里面包含着河套地区，是农牧双方激烈争夺的区域，也守护着无论是长安还是北京的都城。
帝国瓮城相对于农牧分界的方位，与气候变化相关联。在古代历史的小暖期，400毫米等降雨线大幅北移，瓮城就以阴山作为“北墙”，汉长城便修到阴山北麓。在古代历史的小冰期，400毫米等降雨线大幅南移，瓮城就以山西的晋北地区为“北墙”。在这种小冰期的时候，又形成帝国瓮城内部一个更小的瓮城，就是明代所修建内长城和外长城围出的晋北地区，包括今天的山西大同、朔州及部分忻州地区，这两道明长城构成了京城在西北方向的双重防线。
明代的内长城和外长城的位置。
仔细看地图，会发现明长城在很多地方不止是有一道。明长城从山海关一路往西走，快到北京西北部的居庸关的时候，就分成南北两道。
北道就是外长城，它继续向西，沿着今天山西省的北界一路前行，途径张家口、杀虎口等等著名关隘。
南边那道就是内长城，它沿着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主脉南下，在快到今天山西忻州繁峙县的平型关的时候，又分为两道：一道沿太行山西麓的支脉、北岳恒山西进，途径著名关隘雁门关，在今天山西西北角的偏头关这个位置，跟外长城汇合，重新汇合成为一道。内长城的另外一道，沿着太行山的主脉继续向南行进，途径著名关隘，也是科幻迷圣地的娘子关，一直行进到今天差不多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地方，也就是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这里，这道内长城才算结束。这道内长城把太行八陉当中的好几陉都给防守住了，从西边护卫着整个华北平原。
帝国瓮城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还体现在精神秩序上。这就关乎到另一个太行支脉五台山。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唐代，五台山被佛教各派公认为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因此曾经到五台山朝礼，并在这里居住了一年，藏传佛教就此传入五台山，这里就成为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并存的地方。到明代中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而文殊菩萨是格鲁派必修的本尊之首，也就是必须供奉的菩萨，五台山对藏传佛教的地位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明朝，五台山被统治者当作羁縻的手段，也就是间接统治雪域高原和蒙古草原的杠杆。这一杠杆作用到了清朝被进一步放大，乃至于康熙皇帝称五台山为“中华卫藏”，也就是中原的藏地。五台山的地缘格局护卫京师，它的精神格局连接汉、满、蒙、藏，在大清成为多重意义上的帝国瓮城。
总结
在北方走廊地带的东西两端，大兴安岭界分着渔猎和草原地区，孕育出伟大的游牧帝国，阿尔泰山界分着草原游牧和高原游牧地区，在这里形成的游牧政权，构成帝国的试金石，逼问出东边帝国的生命活力。蒙古高原的中心是戈壁大漠，帝国的生命力环绕着大漠周天运行，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诸多板块所构成的庞大体系被隆隆地驱动起来。在走廊地带南端是由山脉和长城构成的帝国瓮城，它在地理空间上护卫着政权腹地，和位于其中的“天下道场”五台山一起，助力大清把古代中国的疆域拓展到极致。
但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在地理空间上开始遭遇到西北方袭来的大陆帝国沙皇俄国、东南方袭来的海洋帝国英国。中国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中与世界相遇，也将被迫开启自己的艰难转型。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河山空间中，中国是如何走入自己在古典帝国时代的巅峰，又是如何从巅峰跌落的。
知识点二：轮台悔过：为什么汉武帝没有导致汉朝灭亡？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说到如何酿成这场灾难的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小人挑拨
第二种观点：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第三种观点：李广利是幕后推手
第四种观点：汉武帝有疑心病
关于巫蛊之祸的主流说法
先不论真相如何，哪一种说法是古代主流的说法呢？
第三种、第四种观点，都比较暗黑，要么是宫廷阴谋，要么是汉武帝晚年心态扭曲。这两种观点都是现代学者根据史料的蛛丝马迹，考证出来的。
古代的主流说法，其实就是第一种，汉武帝对儿子不错，儿子也没有想害父亲，就是小人挑拨。
为什么必然是第一种说法占主流，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古代的历史书写，都是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的，还有给后来的帝王提供借鉴意义。
比较暗黑的理解，读下来，给人感觉特别绝望，作为一个汉代的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大人物的一点小算盘，就导致你和你的家人、你的战友都灰飞烟灭。这一系列斗争当中，没有好人，每个人都是盘算着自己的一点私利。
而第一种解释尽管也是悲剧，但还是比较温暖的，汉武帝和太子刘据都是这样好人，罪过都由小人承担了。至于第二种解释，说汉武帝本来就存着将来要改变策略，休养生息的心思，那么未来汉昭帝（就是汉武帝的小儿子刘弗陵）调整策略，就显得不但利国利民，而且符合孝道了，这等于是赋予这个悲剧更深刻而且积极的意义。
对于汉朝的统治阶级来说，显然是不能否定汉武帝的，汉武帝在位时间太长，影响太深刻了，如果把汉武帝彻底否定，就等于否定了汉朝的合法性。还有，朝廷里的高官已经都是汉武帝提拔起来的了，否定汉武帝等于否定自己的权力来源。
所以，对当时的强有力人士来说，都希望保持对汉武帝的基本肯定。
但是汉武帝的很多做法，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确实也已经超出当时社会承受的极限，再继续下去，真的要崩盘了。还有汉武帝晚年喜怒无常，无罪被杀的大臣有几十家，大多数人也确实不希望汉武帝的那些政令继续执行下去。
既要肯定汉武帝，又要改变汉武帝的做法，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汉武帝赶紧去世，然后由新皇帝宣布，改变国策，是先帝遗愿。所以汉朝人必然会选择这样一种解释。
后来的古代王朝，往往也会碰到类似的困境，就也会觉得解释很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先例，所以就会沿用这个解释，甚至发扬光大。于是看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大概是知道真相的人还比较多，所以他话说得还有点遮遮掩掩的；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反而把汉武帝怎么想让太子安心，后来又怎么自我否定，说得特别具体生动有细节。
轮台诏
理解了关于巫蛊之祸的争议，以及最终古代主流的历史书选择了哪种说法，再看汉武帝生平的最后一件大事，“轮台诏”的相关争议，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套路是一样的。
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多年来为汉武帝主持财政工作的桑弘羊等官员向汉武帝提议，在西域轮台等地屯田，让士兵百姓开荒种地，自己的伙食自己解决。轮台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
这个建议被汉武帝否决了，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认为之前的远征战略有失误，应该与民休息。这就是所谓“轮台诏”。
“轮台诏”颁布是公元前89年，大约两年后，汉武帝就去世了。
关于轮台诏的争议是，汉武帝说远征战略有失误，到底是最近几年有失误，还是几十年来都错了？说要与民休息，是休息几年就奋起再战，还是从此就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了？直到最近，学者之间还有很多争议。
但是回到今天开始讲的逻辑：汉武帝去世后，对当时汉朝的官员来说，除了桑弘羊等少数人认为就是暂时踩一下刹车，大多数朝廷高官都会倾向于理解为，汉武帝的意思就是要彻底的政策调整，不要再打大规模战争了。孝武皇帝（汉武帝）已经驾崩了，先帝到底怎么想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诉求解释成先帝的意思。
于是西汉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为什么汉武帝没有导致汉朝灭亡？
在“西汉的强盛”这个小标题下，整整一页基本都是在讲汉武帝时代。能够在高中历史教材里占一页，这是不得了的重要性。
而且把这页翻过去，就是“东汉的兴衰”。汉武帝之后，西汉还有九十多年历史，还有六个法统上得到承认的皇帝，有所谓昭宣之治，有元成哀平走向衰落。教材认为都没有必要专门讲了，孩子们课业负担也挺重的，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记忆负担了。这么一衬托，就越发显得汉武帝的重要性不得了。
总而言之，汉武帝对后世中国的制度和疆域，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但是汉武帝时代的民众生活非常痛苦，尤其是后期可以说是民不聊生。所以后来产生了一个经典问题，为什么秦始皇的天下很快就亡了，汉武帝却没有导致汉朝灭亡？
第一，汉武帝时代的民生虽然糟糕，但是并没有坏到秦始皇时代的地步。
司马迁提供了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讲蚩尤时提过，司马迁说：秦始皇时代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长长的尾巴划过整个天空，这种彗星叫蚩尤旗，蚩尤是战争的象征，蚩尤旗出现，人间就发生恐怖的战乱；汉武帝时代蚩尤旗也出现了，但尾巴的长度只有秦始皇时代的一半，就是说战乱破坏毕竟不如秦始皇时代严重。
现代人口史家的研究也支持这个判断，认为秦始皇时代是真的死了超过一半的人。汉武帝时代则是“户口减半”，就是官府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少了一半，但是统计不到可能是流亡了，还有因为人口增长对地方官来说是业绩，汉武帝前期统治到的人口数可能本来就虚高，所以户口减半并不是死了一半人。不过汉武帝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也要超过一千万。
第二个原因是，秦始皇时代天下人对秦朝大一统毕竟还缺乏认同，所以造秦朝的反，是所谓群雄并起，真是一时多少豪杰；汉武帝时代却有一个特点，汉武帝特别善于把不安分、能力拔群的人吸纳到官府当中来。
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的事业，不仅是皇帝的个人野心，也是这批人想要实现个人欲望的途径，所以确实有点上下同欲的味道。就好像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最喜欢冒险的人都去海外了，其实对于国内稳定是有益的。汉武帝时代去战匈奴、征南越、开辟西南夷、通西域，主导这些事业的也是这种性格的人。这些人有的死在边疆，有的成功了得到回报，觉得汉朝对自己还不错，那么最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也缺乏组织者，所以只能逃亡，造反的话没人组织是缺乏战斗力的，很快就被官府平定了。汉武帝后期的叛乱其实并不少，只是给人印象不深罢了。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让汉朝的生命力就比秦朝顽强得多，汉武帝去世后，朝廷战略调整，局势就又稳定下来了。
如何评价汉武帝？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代的亲历者，内心的创痛是很深的。他说过不少歌功颂德的话：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这是作为宫里的人必须要说的，但是痛苦压抑的情绪，也弥漫在《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稍微有点文学敏感性，读《史记》一定可以感受到。当然有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司马迁为汉武帝写的本纪，没有留下来。
汉武帝去世后，汉朝的基本立场，是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功业，但是不再延续汉武帝的政令。到东汉初，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汉武帝的评价就非常耐人寻味：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挺长的一段话，都在赞美汉武帝在文治、在制度上的贡献，至于汉武帝的赫赫武功，班固只说了四个字，“雄才大略”，没有展开，而是紧接着就说，如果汉武帝能够像他爷爷、他爸爸那样恭敬节约一点，对老百姓好一点，那就和《诗经》《尚书》里称道的古代圣王一样好了。你细细品品这句话，班固真的是一个非常善于委婉提出批评的人。
汉朝之后，大体是想要建功立业的时代，就会说说汉武帝的好话，强调要关注民生的时代，就会多说汉武帝的坏话。但也不一定，有些皇帝又要建功立业，又要强调，我可不会把老百姓折腾得像汉武帝时那么惨，所以他们反而会对汉武帝开嘲讽，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都对汉武帝评价不高。
所以总的说来，对汉武帝还是消极评价多一些。
先看苏轼，苏东坡特别毒舌，他说：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汉武帝是无道的昏君，不值一提，只有一个优点值得表扬一下，就是一边上厕所一边见卫青，卫青就是个奴才，就适合上厕所的时候见他。”这句真是一黑黑俩。
苏轼的弟弟苏辙，有一次回答宋哲宗的问题，提到汉昭帝改变汉武帝的政令的事。宋哲宗是宋神宗的儿子，神宗时代有王安石变法，我们知道，苏辙的话这是典型的借古讽今。苏辙的意思是，您就像汉昭帝，要像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时代的政令一样，改变宋神宗时代的做法。结果宋哲宗震怒：“安得以汉武比先帝？”你把我爸比作汉武帝，几个意思！就是说，评价谁像汉武帝，当时等于骂人。
但是到了近现代，对汉武帝的总体评价，明显变高了。
一是随着制度史的研究之深入，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制度的影响之深远，被认识得越来越清晰。有人评价，汉武帝是“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就是说二十四史读下来，后面所有的皇帝，你别看他们经常显得瞧不起汉武帝的样子，他们没有不受汉武帝的影响的。
二是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战争的艰苦与悲壮，这时候回头读汉武帝的赫赫武功，对有些人来说有振奋提气的作用。
当然，争议永远是存在的，只能说汉武帝一生确实丰富，持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