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的游牧民》一书由史卫民先生著。该书对元代都市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再现，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
该书乙编介绍了蒙古人的饮茶习俗。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蒙古人饮茶习俗的产生：其一，蒙元消灭南宋以后，江南产茶之地尽入元朝版图，蒙古人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茶了；其二，蒙古人好食油腻食品，饮茶有助于消化。由此，我联想到藏族人与汉人在西南地区开通的茶马古道，藏族人常年以肉食为主，并饮用牛奶或羊奶，这些油腻的饮食不利于消化。在藏族人偶然饮茶之后，发现茶可以消除油腻，利于消化，于是在西南地区就发展起茶马互市。在对茶的需求这一点上，蒙古人与藏族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作者对蒙古人饮茶原因的阐述较为全面，但我认为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文化逆差。唐代饮茶成风，陆羽对茶文化有着系统的论述，集中体现在《茶经》一书中。随着饮茶风习的大众化，政府开始对茶征税。到元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原的茶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而蒙古人对茶文化却知之甚少。军事的优越感与文化的贫乏感形成强烈反差，“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文化逆差迫使统治者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为了尽快适应都市生活，蒙古下层民众也开始学习茶文化。而学习茶文化的第一步就是饮茶，于是饮茶的习惯就在蒙古人中逐渐形成。
蒙古人的婚俗中有收继婚的规定，作者详细介绍了收继婚的种类，即同辈收继和异辈收继，同辈收继即弟收兄嫂或兄娶弟妇，异辈收继则为子收庶母、侄收婶母、孙娶继祖母等，其主要原因是防止财产外流。从蒙古人的婚俗中可以看到原始氏族部落的影子，原始氏族内部如果出现寡妇，也不许外嫁，只能改嫁给本族之人。由此可见，蒙古族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
自隋朝“开科举士”以后，科举考试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敲门砖”，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受人如此倚重的科举考试，在元朝却突然中断。可见元朝统治者对科举制有较大的抵触情绪。作者对科举制最精彩的一句论述是“说金朝亡于儒不合适，说宋朝亡于儒，倒是恰如其分。”科举制在宋朝发展到鼎盛，以至于宋真宗御笔题写《劝学篇》鼓励万千学子畅游书海，蟾宫折桂。北宋王朝缔造者赵匡胤为防止“故伎重演”，便立下“祖宗家法”，其中一条就是“重文轻武”。“重文轻武”的祖训被后继者坚决执行，赵氏江山内部再没有发生过黄袍加身的故事，但来自外部的威胁却接连不断。辽、西夏、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对宋朝疆域形成了“弧形包围圈”，宋朝军队一再退让，终于在南宋时偏安一隅，改杭州为临安。
按照作者的思路，我可以类比蒙元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科举制。科举制创立后的几百年间，它对人才上下流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但蒙元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按职业将民众分为十等，儒生排第九，乞丐排第十，即“九儒十丐”。读书人的地位竟然不如娼妓，略高于乞丐。受到羞辱的儒生群体不仅没有政治地位，连他们十年寒窗以期上进的科举大门也被统治者无情地关闭。这样的后果是绝大部分读书人对蒙元政权失望，他们唯一的希望破灭，因此采取与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一方面，人才晋升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面，许多“三省六部”的汉族官吏纷纷卸任归隐。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滋生，蒙汉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些都为蒙元政权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风云变幻，史海钩沉，以一颗静穆的心窥探那一幅幅异彩纷呈的蒙元都市生活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