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2天《揆度  第七十八》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字词注释

[1]燧人：燧人氏，传说为最早的使用火的古帝王。

[2]大会：大计。这里指经济大计。

[3]共工：古代族群首领，亦见神话传说。

[4]隘：通“厄”。

[5]不利其器：故意不使武器锋利。

[6]增薮：草木荒秽之地。增，通“层”。

[7]沛泽：草木茂盛之泽，禽兽多藏于其中。

[8]益：通“隘”，通“厄”。限制，控制。人：指富商大贾。

[9]禺氏：西北少数民族，其地产玉。

[10]仇：匹，美。

[11]双武之皮：即皮裘。武，当为“虎”，唐人避讳字。

[12]饰：袖。

[13]幨（chàn）：衣襟。

[13]衅其鼓：杀人以血涂鼓。衅，血祭。

[14]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两“官”字下均当有“都”字。官都，国家众官之首，或某地某部的行政长官。

[15]㓷：当为“劓”。割掉鼻子。此处因常与“刖”连用且同为肉刑而借指断足。古代常以断足者守门。门父：看守城门的人。

[16]任：保举。寅：通“引”。引荐。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自燧人氏时期以来的经济大计可否讲给我听一听？”管仲回答道：“自燧人氏时期以来，没有不以轻重权变治理天下的。共工治国之时，水占天下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共工便利用这个天然形成的地理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他封禁山林，限制器物制造，火烧山林，破毁荒地，焚烧草木茂盛的沼泽，驱逐禽兽，实际上是以此控制那些富裕之人，然后天下可以供他驱使。到了尧、舜统治时期，之所以天下得以统一，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在南方有江、汉的珍珠为贵，他们追捕禽兽的时候，让大夫也参与其中的环节。”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道：“他们命诸侯准备入朝为官的儿子，必须穿裘制成的服饰，上大夫的衣袖需以豹皮镶边，中大夫的衣襟需以豹皮制作。因此，大夫们用他们的邑属粮食与财物来购买虎豹之皮。所以山林中的猎人追捕禽兽的时候，就好像追捕父母的仇人一样，因此君主只要穿戴朝服端坐于朝堂，禽兽在外自会被制服，大夫已经散出了财物，数以万计的民众便得到了其中的利益。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权变之术。”

        齐桓公问道：“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什么叫做事名二？”管仲答道：“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管仲答道：“权、衡、规、矩、准，这些就是正名五。它表现在色彩上，是青、黄、白、黑、赤。它表现在声音上，是宫、商、羽、徵、角。它表现在味道上，是酸、辛、咸、苦、甘。事名二、正名五，君主用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味道可用来控制民众的口舌；声音可用来控制民众的耳朵；色彩可用来控制民众的眼睛。君主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国家灭亡；大夫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权势消逝；百姓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家庭败落。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手段，称之为‘国机’。”

        轻重家的法则说：“自称自己能当司马却不能胜任司马这个职位的人，应该杀了他血祭战鼓。自称能够治理好农事却无法做到的人，应该杀了他来血祭社神。自称自己可以担当官都却不能胜任官都的人，应该断了他的双足令他守门。”所以没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大言不惭地自称自己有能力而混得高官厚禄。所以使不论是互相保举引荐的官都一类的高官，还是守门击柝这样的小官，不能胜任的都要被剥夺官爵，依法处置。

核心内容解读

        “揆度”，即考核、称量的意思。马非百云：“揆度犹言权衡、酌量、考虑、核计，盖汉人常用术语。……著者或以此名篇，或以此名人，皆指善于考虑核计轻重问题而言。”

        本篇将轻重之术广泛应用于治国策略的谋划之中。文章一开始即称，自燧人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之术治理国家的。全篇共分各自独立的十六节。

        第一节追述了共工、黄帝、唐尧、虞舜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不同方法。共工是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和部落首领，统治着共工氏部落。共工氏主要生活在水域丰富的地区，领地中七成是水域，三成是陆地。共工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其势力范围广泛，利用自然地理优势（如水域）来控制和统治其他地区。在一些传说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反叛者，试图推翻黄帝的统治。文中认为，共工氏的统治不仅依赖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利用了其所处的有利地理位置来巩固和扩展其统治。

      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文章描述了黄帝在治理天下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和理念。“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黄帝在治理国家时，避免使用暴力和武器，不依赖军事力量来统治。“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这些措施指的是清理山林、沼泽和草丛，驱逐野兽。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开垦土地，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通过这些措施，黄帝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使得天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黄帝时期的治国理念，通过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来实现对天下的有效治理，而不是依靠武力和暴力手段。

      尧和舜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唐尧强调德治和均贫富，虞舜则在德治基础上结合法治，他们注重以德治国，通过道德教化来稳定社会秩序，但也注重经济调控和社会福利。“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这是指在尧、舜时期，北方使用禺氏的玉，南方珍视江汉的珍珠。这些物品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用来进行重要的交易和交换。“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一方面，通过服饰类别确定身份等级，以满足礼仪的需求；另一方面，虎皮和豹皮在古代礼仪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价值，不同身份的人在礼仪中使用不同的皮毛，以显示其地位。大夫们会用自己的粮食和财物去购买虎皮和豹皮，也是为遵守礼仪而进行经济活动的调控。

        第二节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权衡轻重之术，阐述治国的机要。“事名二”和“正名五”在古代治理国家的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天地自然的基本法则和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事名二”指阴阳和谐，天道为阳，地道为阴。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概念，代表了宇宙中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力量。阳代表天、光明、积极、外向等，阴代表地、黑暗、消极、内向等。治理国家需要遵循阴阳和谐的原则，才能实现平衡与稳定。“阴阳调和”的思想反映在治理国家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平衡，如刚柔并济、奖惩分明、内外兼修等。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正名五”是指规范与秩序。“权、衡、规、矩、准”这些工具象征着治理国家的基本规范和秩序。权衡轻重、规矩方圆、准则标准，这些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法律的基础。通过这些工具，国家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确保各项事务有章可循，避免混乱和无序。文章中也描述了色彩、声音、味道的象征。青、黄、白、黑、赤五种颜色象征着五行（金木水火土），代表了自然界的基本元素和变化规律。治理国家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因时因地制宜。宫、商、羽、徵、角五音代表了音乐中的基本音调，象征着和谐与协调。治理国家需要各部门、各阶层之间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和谐。酸、辛、咸、苦、甘五味象征着饮食中的基本味道，代表了生活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治理国家需要关注民生，满足人民的多样需求，才能赢得民心。可见，“事名二”和“正名五”不仅是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更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通过阴阳调和、规范秩序以及顺应自然规律，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第三节阐述以轻重之术治人之法。“轻重之法”主要用于惩罚那些自称有能力但实际上无法胜任其职责的人。如果有人自称能够担任司马（古代军职），但实际上不能胜任，那么就会被处死，并用他的血来祭鼓。如果有人自称能够管理田地，但实际上不能胜任，那么也会被处死，并用他的血来祭社（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如果有人自称能够担任官职，但实际上不能胜任，那么会被贬为门父（看门人）。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虚报能力，欺骗君主，从而确保官员的任用是基于真实的能力和才干。“轻重之法，必古帝王相传遗法。”（《吕思勉全集》），这种法律制度是古代帝王传下来的遗法，用以维持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秩序。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货币史（五）

货币经济的影响

        货币经济的确立，对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积极方面，它不但刺激商品生产，以进一步保证自己的购买力和稳定性，而且由于它的使用，使人类在生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独立，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能，因而使人类文化有飞跃的发展。这一点由人类的历史可以证明。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典型的社会就可以知道。美洲的马亚和印卡是在没有货币的条件下文化水平最高的，埃及和巴比伦是货币经济萌芽阶段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而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中国和希腊是第一次货币流通高潮下文化水平最高的。这三类文化的高低是人所周知的，这里无须加以详细比较。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希腊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的荷马时代同货币经济确立以后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情形。文化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雕刻是希腊文化突出的成就，但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是用石块来代表神祇，三十块石头代表三十个神祇。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后，情形是多么不同，创作的活力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像火山一样向上冲。

        有人说，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反映，文化的提高不是受货币的刺激，而是受商品生产的刺激，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货币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最多只是一个事实的直叙，没有把事物的内部联系讲出来。为什么商品生产一定会带来货币呢？为什么不用商品交换的办法呢？难道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有积极的作用么，不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又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甚至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么？货币对于文化的影响正在于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类不能离开他们的团体，不能离开他们的土地，不能把他们的财产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没有自由，因而思想也不能有自由，他们的思想要受到宗教的束缚，受到当地传统习惯和偏见的束缚。在货币出现之后，各种各样的束缚，必然会逐渐减弱，因为人民可以远走高飞，正如鼌错所说：“使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这就使他们敢想敢说。而且异地的新鲜事物容易启发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文化高潮的必要条件。中国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就是这样引起的。

        然而货币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它还有消极的和破坏的一面。在货币出现之后，社会分化，增加贫富不均的程度，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使“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奸夫犯害而求利”。甚至被统治阶级用作剥削的工具，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侵害，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所常见的事。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0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