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和骆驼的淘金之旅，用穿珠花式的故事组接方式，刻画了一群草根人物：蔡国寅、梁五方、虫嫂、春才、老杜、蔡苇香、梅村、夏小羽和小乔。“我”看到了许多残缺的生命，在苦难的挤压下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冷静地旁观和解析这个世界，在更深的层次思考生命的本真性问题。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给读者以巨大的冲击力。李佩甫对人情世态的描写很细致，对人性的揭示也很透彻，他用笔建起一座剖解人生的试验室，拿出的是一张张人生的切片。
身材矮小的虫嫂，是用农村的古老智慧“喂”出来的孩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饥饿的烈焰舔舐着每个人的内心。虫嫂嫁给残腿老拐，家徒四壁，生存压力巨大，在接连生下三个孩子后，生存环境日趋严峻。为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让他们上进、成才，她在生产队场院里偷瓜摸枣顺芝蔴，渐渐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她起先还坚守自己的贞洁，生活步步紧逼，使她最终沦为男人们的玩物，甚至连白菜和花生，她都要靠和男人上床来获取。她破罐破摔，仿佛男人们人人都能得到她，可以任意羞辱她。
虫嫂这样做，不是自暴自弃，自我沦丧，她豁出自己的脸面，是为了供养残疾的丈夫，拉扯三个儿女。但是，虫嫂的行为客观上使她成了荡妇的代表，她成为众矢之的。在烟炕房里，妇女们剥光了她的衣服，在雨中殴打她，将满腔的愤怒与嫉妒通通发泄在她身上。虫嫂回到家中，恼羞成怒的丈夫对她施以家暴，仨孩子都以她为耻，对她冷笑和毒骂。这些都是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但她内心异常强大，从不服输，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默默地忍受了所有野蛮的凌虐，继续为家人的生存而独自挣扎和拼搏。
虫嫂在大儿子考上县城中学后改邪归正，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她身手灵活，舍得吃苦，除不会编席之外，其他农活都是一把好手。上学的儿女嫌弃她，她只能偷偷地给孩子们送口粮、送钱。后来，她搬到县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把三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人啧啧称羡的奇迹。她死时保留着一百零四张邮局的汇单。或许，虫嫂进城后的这段日子，才是她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到邮局去给孩子寄钱时，才是她生命中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
人们常说，母爱无边。人类的母亲，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虫嫂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抚育子女这件事上。支撑虫嫂坚持下去的，是她那无私而温厚的母爱。当她发现儿女们被村里顽劣的孩子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起农药瓶以死相争。虫嫂被糟践到“荡妇”的田地，仍能发出这种护犊的怒吼，还能有生命火花的爆发，可见她母性的尊严，乃至威严。卑微的生命以卑贱的方式，获得了精神的崇高。虫嫂在亲情的滋润中挽回了尊严，赢得世人的尊敬，那些卑劣的过往，都得到了原谅。
等到虫嫂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时，孩子们却把她的尊严践踏于脚下。她一次次地被爱捉弄。当她被三个儿女接去轮流奉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数九寒冬被晾在门外，于是便孤独地回到村里。她到死也不愿连累儿女和村人。在缠绕扇柄的破布条里，她留下了三万元的存单。三个孩子在她死后，都来争夺她这个存单。村里人将钱取出，为她料理后事。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窝蛋’。”“小虫窝蛋”是一种生命力极其强韧的小花，其顽强的生命力是虫嫂的精神个性的写照。李佩甫习惯借用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把人当植物来写。以虫嫂为例，足见李佩甫背负着人类最真诚的情感出发，仿佛插上了翱翔的翅膀，为寻找人性的高地在现实的天空中悲壮地鸣叫，悲情地徜徉。他张扬卑微者坚忍的生存意志和默默无闻的道德尊严，他的作品让人看透世间的是非，充满了魅惑令人心碎的力量，有助于我们找到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
《生命册》是一曲动人的生命哀歌，饱含着沉重的命运、历史、文化的悲剧感。虫嫂命运坎坷，人生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性，一方面是她的性格所致，一方面也由历史环境决定。李佩甫站在时代的高处，在人物命运中对时代展开更深的精神反思，在人物悲剧性苦难的讲述中寻找着精神的家园。坚韧、顽强的品质似乎是由于过量的苦难炼成，虫嫂好像是为了完成这种苦难生存的任务才来到世上。“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一句话流露出经世的沧桑、旷古的忧伤，在读者的心中盘亘不去的，是一股锥心刺骨般的庝痛。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为人做事！但愿世间不再有生命的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