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20点49分

我正和同事谈论工作的事情，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办公室——应该在家休息的老大姐。

看到我，老大姐笑了，说道：“校长，你忙？”

我的确忙的，就请她先坐下，继续处理手头的事情，我的脑中也画圈的，我们的这位大姐正常应该在家的，她来干什么？

处理完手头的工作，还没等我歇口气，一个电话打过来，为了不影响他人，我就到隔壁办公室去接。

“王校长，你也在打电话？”我回到屋，大姐诧异了。

我也吃惊了，她明明听到我在接打电话，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刚刚在这边接到了王校长的电话，怎么你在那边打电话？”大姐不可思议地说。

我更加吃惊了，赶紧问道：“您看看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是15943929877，那边的号是多少？”

她一看，也就恍然大悟了，“不对啊，是155打头的。昨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说自己是王校长，告诉我今天到学校里来，有好事。今天一大早，他就让我告诉他我的账号，说要给我打点钱。你刚才在那边打电话，我就知道不对头了。”

竟然有这等事？再问，我就听到了“王校长”无奈的收尾：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

幸亏大姐听了对方的话，到学校里准备找我当面谈。一碰面，才知道是个骗局。

骗局被识破，对方也就从容地扔掉了发财的梦，乖乖地撤离了。

送走了大姐，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把拉过的小提琴。

我当年去师范，看到高年级的同学林学哲沉醉在小提琴的旋律中，被深深地吸引了，于是拜他为师，扯着一把提琴做起了艺术家的梦想。

小提琴的入门真是不简单，弓子一碰琴弦发出的声音，就是一个噪，刺得耳朵都难受。

人的虚荣心始终在作祟，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和师兄一样，成为学校的首席提琴手，将《花儿与少年》演绎得淋漓尽致，于是当左手指肚生出了茧子的时候，我照旧跟着师兄早出晚归地练习。

估计是需要交一点费用，我跟着师兄到了市文化馆，见识了市里的小提琴高手。市里的首席提琴手，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三十岁的样子。我亲见她陶醉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忍不住激情澎湃。

看过她的几次表演之后，我还未完全进入角色，就得知了一个让我想都不敢想的消息，我们这位首席提琴手华丽转身，改行去了百货大厦。

那么好的一把提琴，就此告别了我们的视野，我才发现自己也不喜欢了。

我扔掉提琴之后，我的师兄一直拉到毕业，而后光荣地毕业，去了一所职业高中当音乐教师。

过了若干年，跟师兄的同学问起他的情况，才知道，他早已经离开教育，改行经商了。

一转身，我们都放下了。

前几日翻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一书，我看到了放下的故事。

红军撤出敌人的包围圈时，教导师受命，专门转移经过精心筛选的物资器械。

在枪林弹雨中，转移物资，何其艰难？不但要躲避枪炮，还要面临跋山涉水的种种困境。初始的轻松，渐渐地被无力的咒骂取代，负责运输的战士中已经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物品被累死在途中，侥幸存活的人依旧要满怀信念地抗推拉，就为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征程日益艰险，人员日益减少，物资也慢慢地被丢弃，每当丢弃那些拉走众多生命的物资时，战士们简直不知如何表达痛恨与快意！

渡过湘江之后，为了整合力量，上级决定撤销教导师编制，将还有的四百多件物资统统扔掉。

消息传来，全师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打开那些用生命换来的一包包物资，他们不禁傻了眼，废弃的枪械，破手套，破笤帚，破衣服，羞辱地散放在众人面前。

“见到这一大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运输这些东西，原本有6000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了2000人；而为了掩护教导师，两翼死伤的红军战士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终于彻底丢掉了包袱，轻装上路，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征途。”

回头想想，远远近近地，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太多的东西上路，有用的，无用的，我们都舍不得丢弃，于是豁出了青春，甚至是性命！

我们顽固地背负着，只为了证明自己拥有什么，或者寄希望于得到什么，因为人总是不肯丢掉，索性就喘息着，带着一堆无用的东西在路上挣扎。

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被自己肩负的东西压垮了，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有丝毫改变，如果我们不能够觉醒，死命地纠缠在无谓的“物资”中，还不如一个糊里糊涂的弱智儿。

放下，我们才能真正地得到，因为有舍才有得，有扔才有退，否则必将面临沼泽和泥泞，轻则摔个淋漓满身水，重则丢了卿卿性命。

坦荡荡，看得开！我们可否领略其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