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老婆婆死后,就只剩下老公公一个人常年坐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被马路边扬起的灰尘渐渐覆盖了。人到了八十岁以后,已经习惯了将自己活成一段老树桩。在我还小的时候,老公公和老婆婆还住在马头山下那间几百年岁月的青石房里,门口有一条小渠蜿蜒而过。老婆婆和老公公喜欢对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和农忙暂歇的邻人们话家常。我喜欢跟着老公公去马头山上放牛,老公公说马头山之所以叫马头山,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大黑蛇盘踞在山头,以人为食,天上派来一匹神马,收治黑蛇,神马与蛇战死在这山上,尸首化作山形,才成了如今的马头山。老公公的父亲在世时,曾是一名石匠,因为凿石建桥,惠及一方,在当地传有美名。有天他照例上山采石,一锤下去,开出了几根金须,他小心地带回家藏起来,然而自从那天以后,他就成了瞎子,后来因为皮肤癌去世了,到死也没说出金须的下落。有人说,他是挖断龙须,触了神怒,才遭此“天谴”。
父亲瞎了以后,老公公只好扛起了这个家,他十二岁娶了老婆婆,老婆婆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他们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战时,日军进了村子,差点把老公公抓去当了壮丁。他们两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终于在解放后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依然吃不饱饭。五个孩子很小就下地干活赚工分,最小的儿子总是因为吃不够,抱着碗坐在地上哭。六十年代末,这片地死了很多人,有许多刚出生小孩被扔在桥洞底下,被蚂蚁一点点地吃掉了。然而他们的孩子都活了下来,长大成人。五个孩子中,只有大儿子上了初中,他最后也和其他的兄弟姊妹一样,在地里耕了一辈子的庄稼。
这个家第三代人出来后,老公公和老婆婆还是没能卸下担子,给儿女们放牛,建房,看孩子,耕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直到第四代人出生,才算真的退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70多岁了,儿女们商定,女孩每年纳粮,男孩们轮流管照老人。这时候老两口依然住在老房子里,家中只剩下一头大水牛拴在门口的柚子树上。,
老婆婆八十岁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回来了,四世同堂,把老房子挤得水泄不通,老婆婆终于坐在了正堂,享着子孙的孝礼。几层高的大蛋糕摆在堂屋那张油黑的大木桌上,小孩子早就迫不及待地等着切蛋糕,调皮的后孙们把蛋糕抹到了老祖母的脸上,那天大家都很开心。
从那以后,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在外打工,小孩子们长大了,出去上学,剩下些老人越来越老,最后长眠于地下。老公公老婆婆的邻居在这时候死了,在外的人又回来了,沉寂的村子热闹了起来,广播整日地放着哀歌,院子里用杉树枝子扎起了祭奠的门牌,孝子们带着白布从门牌下匆忙过往,招待来客,灵堂前和尚在打转念经,漆黑的棺木在烛照下闪着幽暗的光,而不远处搭起了台子,唱着热闹的花鼓戏。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参加的第一场葬礼,尤记得满地的鞭炮纸,透过鞭炮纸看这个世界,一片殷红,村子更加沉默了。
死亡总是无声地逼近,哪管你答不答应。
人到了八十岁以后都是“苟活”,老公公老婆婆日复一日地等着那天到来,却没想到小儿子可能会比他们先走一步。小儿子心脏病发的消息传回来,老两口泣不成声,凑不齐做手术的钱,免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老人相互扶着挨家挨户去求人借钱,终于凑了几万块,把手术给做了,捡回了小儿子的一条命,心脏搭桥手术很成功,小儿子回到了家里休养。这座青石房子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洗礼,终于撑不下去了,老公公找来一个木桩子,勉强支着将倾的墙。子孙们纷纷来劝老人搬走,可老人也知道,能搬到哪去?最后是亲戚借出了闲置的老屋,这么多的子孙也不坑声了。后来小儿子在乡政府批下地基建房,请着自家的亲戚来当义工,老公公也每天从村里走来帮忙。
到了2016年,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两家散户。老两口早就跟着儿子去了乡政府的新房子里住。大儿子也搬进了儿子的家,紧挨着老两口。两个儿子商议,每家轮流来照顾老人,两个老人就这样一个月搬一次家,看够了两家媳妇的眼色。
老婆婆死的那年,我刚好上大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平安夜,妹妹发消息给我说,老婆婆去世了。老婆婆生前,瘫在床上的时候,和老公公说,这房子里有人好多人在喊她走,但是她还不想死。老婆婆勉强撑了几年,活到了九十岁。九十岁生日那天办酒,五个子女因为收到的份子钱如何分配的问题吵了一架,当着众宾客的面,细数着种种不是。老婆婆劝不住,只好坐在门口哭,“我说了,不要办酒,不要办酒。”第二天,老婆婆就病倒了,子女轮流服侍,算了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片孝心,老婆婆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就去世了,剩下老公公一个人,继续在两个儿子家里乞食。
去年老公公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癌症,大家都没有告诉他,推说只是小病。老公公说还想去医院看看,无人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