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寿昌〕
凡是读史书的时候，关键是要抓住“对”与“不对”这两个方面。看到对的地方，要主动找找它有没有不对的地方；看到不对的地方，也要想想它有没有对的成分。这样反复推敲，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朱子这种“格物致知”的穷理精神，与儒家“慎思明辨”（《中庸》）、道家“反者道之动”（《老子》）的辩证观相通，体现了古代治学思想中一种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强调读书研史时应当保持批判性、反思性的态度，通过反复推敲“是”与“不是”来探求义理。史书中的内容，本质上可归结为对错、真伪、合理与否的判断，读书时要抓住核心矛盾，不盲目接受。比如读《史记》对秦始皇的记载，既看到其“暴政”叙述（观其不是），也要思考其统一六国、制度建设的合理性（求其是）；同时，对其“雄才大略”的赞美（观其是），也需要反思其苛政的代价（求其不是）。
朱子此言虽然简单，却揭示了学问精进的根本路径：在“是”与“不是”的动态追问中，打破思维定式，抵达“义理”的深层结构。这种思维训练不仅是读史法门，更是通往智慧的通途。
史且如此看读去，待知首尾稍熟后，却下手理会。读书皆然。
史书暂且这样读下去，等到了解首尾、稍微熟悉之后，再开始深入理解。读书的道理都是如此。
读史有不可晓处，劄（zhá）出待去问人，便且读过。有时读别处，撞著有文义与此相关，便自晓得。〔义刚〕
读史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先标记出来准备去请教别人，暂且继续往下读。有时读到别处，碰巧遇到和此处相关的文义，自己就明白了。
朱子此言，深得读史治学之妙理。悬置-→存养-→贯通，实为治史者之心法。今人读书多求速解，然真学问往往在“不求甚解”处埋种，待岁月浇灌，方有“灯火阑珊”之悟。读史如此，读人生亦然。
遇到难解之处不钻牛角尖，暂作标记搁置，这是知“留白”之妙。强行思索硬要找出答案，反而容易穿凿附会，如陆象山所言“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正是此理。“劄出待问”更不是止于懒怠，实为治学之诚——自知边界，存疑待质。顾炎武“遇先生长者，必问其曲折”，正是这般功夫。此句最妙在“撞着”二字。学问如网，此处未通，彼处忽明，待他日读他书、历他事，自有豁然贯通之时，局部之疑常于整体脉络中自解。
问读史。曰：“只是以自家义理断之。大概自汉以来，只是私意，其间有偶合处尔。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鉴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端蒙〕
有人问读史的方法。朱子说：“读史书时，应当以我们儒家所讲的义理（天理、正道）作为判断标准。大体上，自汉代以后的历史，大多只是出于君主或当权者的私心私欲，即使有些看似合理，也不过是偶然与义理相合罢了。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去看历史，就能把握住大体的脉络。范祖禹的《唐鉴》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只是分析得稍微简略了些。如果能看得比他更周密细致，当然更好；但即使只做到他那样，也已经能掌握历史的大要了。”
朱子强调读史应当以义理为先。读史不是单纯地了解历史事件，而是要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如仁、义、公心）来审视历史，以区分“天理”与“人欲”。他反对汉代后以后的历史，多被“私意”主导，这体现了朱子的理学史观——历史是天道与私欲交织的过程。他肯定范祖禹的《唐鉴》以义理评史的方法，但主张更精细的辨析，既认可典范，又提出更高学术追求。
朱子在此将读史纳入理学修养体系，认为读史也是“格物穷理”的实践——通过历史现象辨析人心、天理，最终服务于修身明道。这种思想启迪了后世儒家“经史互参”的治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