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夏朝（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夏部族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封建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目前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代共传十四朝，十七王，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的第一个王朝，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后人常以“华夏”、“诸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国号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关于“夏”字的名义来源学界主要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认为“夏”为夏部族图腾的象形字。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唐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又说，“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再成为国号。
史书记载
渊源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部族追溯到颛顼。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还有某些文献说鲧是颛顼的五世孙。这些文献表明，夏部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一说夏部落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一带，而后逐渐沿随古汉水上游，经过渭水中下游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
又有记载称禹在石纽出生，学者认为这是在羌人到来前蜀人的传说，因蜀人自称出自黄帝，因而同禹有血缘关系。
鲧禹治水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部族的首领被封在崇，故被称为“崇伯鲧”。之后禹继承了鲧，为“崇伯禹”。这表明夏部族早期活动于崇山附近。当时河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领导治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治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善于团结部人及其他部落。《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说明鲧在领导治水时，有不少部落对他不满。《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许这亦是鲧治水九年失败的原因之一。鲧治水失败后，被殛死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
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舜任命，继任治水的工作。禹改进其父的治水方法，疏导河流，团结各部落的族人，终于将洪水治平。《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传颂，治水过程可能也促进了各部落族人的团结。《孟子·滕文公》提到了禹的治水方法：“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禹亦倡导农业，强调“躬耕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赞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进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次击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巩固了君权。《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可以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可见夏部落的号召力。有一次在会稽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迟到而被禹所处死。古文献中亦记载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约多少，可见夏氏族对其周边部落经济上的控制。禹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然而皋陶没有等及禅让，比禹早逝。禹又命东夷首领益为继承人，然而有很多部落都不拥戴，反而拥戴禹的儿子启。
家天下
夏王启
禹死后，益没有得到权位，反而在民众的拥护下，启得到了权位。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称，益即位后，启杀益而夺得君位。另一说益继位后，有些部族并没有臣服益，而拥护启，并对益的部族展开战争，最后启胜而夺得权位。之后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先秦文献记载此事的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中国中原地区从此出现“国家”的概念。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所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起始。随后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质疑启的权位。启都郊外的有扈氏仗义起兵，率领军队向启都讨伐，与启军大战于甘。战前启称他的权位是“恭行天”的，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论的雏形。启拥有中原民众的赞同，在人数方面占有绝大优势，最终击败有扈氏，罚贬做牧奴。这两次胜利代表中原地区的主流社会观念已从原始的禅让制度转向了世袭制度。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献传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均称启为其原作者。启统治期间，其子武观时常作乱。《韩非子·说疑》说他害国伤民败法”，最终被诛杀。除了夏氏族内部的纠纷，为争夺部落联盟的权威，亦常常与东夷作战。
太康失国
大禹像（ 宋· 马麟绘） 杼全面地继承了大禹的事业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承后位。太康只顾游玩，不理政事，在位期间，夏部族权威削弱，东夷部落趁机西进。东夷部落有穷氏一位善射的首领羿。羿率军从东夷属地鉏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羿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随之太康投奔斟????的斟????氏。
羿夺得权位后并没有称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为王。但事实上国事全由羿来治理。此举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满。其中主持天象活动的和氏与羲氏公开反对。羿说他们废时乱日，派胤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在战中取胜。
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随后投奔与夏同姓的斟????、斟灌二氏。从此，羿独承王位。羿好射猎，不善治理，得权后，他像太康一样，好狩猎而荒废国事。他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孝子弟寒浞。寒浞年少时因造谣惑众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穷氏首领羿收养，成为有穷氏的一员，得到重用。寒浞势力日益强大，后来趁羿在外射猎的机会将羿及其家人杀掉，霸其权、夺其妻，生下豷、浇二子。寒浞把戈封给了他的儿子豷，把过封给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浇。浇受父命率兵先后灭掉亲夏的斟灌氏与斟????氏，杀了在斟????躲避的相。相的妻子缗当时已怀下相的儿子，她从墙洞逃走至其母亲有仍氏家里避难，不久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中兴
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无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膝下无子，仅有二女。他将二女许配少康，赐给他田一成、众一旅，并把纶邑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组织余下的夏族民众，设官分职。派女艾到浇廷中密探，准备恢复夏室。此时，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遗臣靡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斟灌、斟????氏的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寒浞。复立少康为夏后。而后少康灭浇于过，又派他的儿子杼灭豷于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后近百年的东夷有穷氏覆灭，结束了四十载的“无王”时期。夏由此复国，后世称“少康中兴”，少康统治时期，少康将其子无余封于会稽山，即后来的越国。通过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叙史可以看到夏后氏平定中原方国部落（尤其是东夷部落）的历程。
少康之子杼继承后位。他了解东夷对夏王室的不满，为了巩固在东方的势力，他把都城从原东迁至老丘。他重视发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献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他还派人讨伐东南沿海地区的东夷（今山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一带）。传说其获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图在杼的统治下扩张到了东海（今黄海）之滨。杼在位期间是夏朝最昌盛的时期。夏人对杼格外尊重，为杼举行过“报祭”。《国语·鲁语》说道“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全面地继承了禹的事业。
杼之子槐在位时，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开始和平共处。其中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个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纳贡祝贺。槐逝后，其子芒继位。芒逝后，其子泄继位。这期间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逐渐同化。泄在位期间东夷部落已基本同化，于是他开始向西方发展。同时，他开始对顺从夏室的方国部落封土封号。这便是数世纪后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继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讨西方的九苑。
商汤灭桀
不降年迈时，内禅于其弟扃。扃逝，其子廑继位。廑继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位。他改变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祭祀天帝。《史记·夏本纪》记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不少方国部落开始对夏室不满，但华夏部落与东夷部落的关系仍然友好。夏后氏自孔甲开始日趋衰落。孔甲逝，其子皋继位。皋逝，其子发继位。这段期间，方国部落与夏室的关系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激烈化。从孔甲经皋与发，至履癸（别名夏桀）内乱不止。
发逝后，其子履癸桀继位。桀善武，《史记·律书》记载：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马”。桀在位期间，夏室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部落不断减少。桀因此常常讨伐不顺从的部落。古文献中说桀贪色，他在击败某个部落后会从部落中挑选出钟爱的女子作为妃子。《国语·晋语》提到的有施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均遭此下场。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与伊尹结好，桀却在洛把她夺走，伊尹愤怒中投奔商汤。桀的屡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较有权威的部族。有缗氏因不服从桀而被灭。活动于今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这夏乱期间兴旺了起来。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讨伐商首领汤并败之。汤被囚禁于夏台，随后获释。除了夏室对外关系恶化外，文献中还提到桀在廷内用人失当。
桀只顾享乐不顾民间疾苦。传说夏民诅咒桀早日归天，桀听闻笑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不死，他也死不了，夏民便指着太阳，责问太阳何时破灭，情愿与之同归于尽。大约在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商部族首领汤，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联盟方国部落讨伐桀。灭了亲夏部族韦、顾、昆吾后与桀开战。汤的势力大，桀抵挡不过，且战且逃，最终战败于有娀氏旧址。桀逃至鸣条，汤追之，展开了大战。桀再次被击败，被汤放逐于历山，与末喜氏同居，最后跑到了南巢之山，并死于该处。《淮南子·修务训》所载稍有不同，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在后世的传说中，夏后桀被描写成一代暴君，后人常将夏后桀与商纣王、周厉王和周幽王四个祸国殃民的暴君并称，但在较早的文献中关于桀的记载甚为简略。《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伐桀时举说桀的罪状只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鸣条之战，夏室被推翻，在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在亳称“王”，建立商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替。中国的首个世袭制政权，夏朝，传十四世、十七君，历时四百七十一年，于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灭亡。
后裔
夏灭亡后，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部落的民众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商汤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灭商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少康时受封在越国的一支，夏禹姒姓后代世代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为禹守陵至今。
传说向北一支进入蒙古草原，与当地诸部落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中国谓之匈奴。
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
考古研究
文献中对夏朝的记载虽然丰富，但因年代久远，在考古学方面一直没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终未能找到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而被学界质疑。自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领小组开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花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首处遗址。随后，又在豫中西、晋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二里头文化有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晋南东下冯遗址（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此外又有观点认为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的煤山遗址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特别类型——煤山类型。这些遗址的地点分布均符合文献中记载夏人活动的区域，其地层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缺环之间的五百余年。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四个文化在黄河中游区域呈现出文化叠压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叠压在商文化之下，龙山、仰韶文化之上。夏朝在文献中的年代概念便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头文化被定于约前2395年至前1625年间。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内涵尤其丰富。第一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620±95年（树轮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纹饰以蓝纹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类似河南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物品。第二期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为次，细绳纹居多，蓝纹减少。三、四期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罕见黑陶，粗绳纹首次出现，绳纹几乎全面代替蓝纹。其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与早商相当。一二期与三四期差异显著。铜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现，说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层已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一二期则无一件，甚至连红铜渣都未见到。若认定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墨子》、《左传》等写道夏人“铸鼎于昆吾”、“铸鼎象物”等记载未必可信。从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遗址类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洛达庙期。
学者们至今还对此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
仰韶既夏和龙山既夏论点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随着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各分层的归属问题开始浮现，或认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认为是夏文化、夏时期文化。其中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晚期文化的洛达庙类型一度被划归早商文化，随后东干沟、七里铺、灰嘴等遗址亦被划归早商文化。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学者们于1977年的登封讨论会上就王城岗、二里头、东下冯三处遗址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作出总结。定性“夏文化”为夏王朝时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夏部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并据此提出四种观点：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前两种观点为主流，而多种观点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王玉哲、晁福林等学者认为观点⑦最有说服力，认为一二期与三四期分别属于两个不同部族的文化，而其他观点无法解释第二期与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现的明显差异。斟酌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此时期偃师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过大变革，一种观点以史籍记载的成汤灭夏作为解释。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夏文化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独特文化。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脉相承的。二三期间的变革是一种渐变，不是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突变，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为都邑，所以兴建城郭。绝对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释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且二里头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地域分作晋南三里桥、豫西王湾、豫东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种类型，其中豫西王湾类型直接叠压在二里头一、二期文化遗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内涵之联系十分密切，二里头一、二期应系由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徒，其后的三、四期较前二期分布更广，二里头后期文化的传播地点又与桀奔南巢、桀子迁北的记载吻合，非事出偶然，应与夏商之际夏人的迁徒相关。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夏文化应该还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洛阳平原，与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学年代总跨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与《竹书纪年》记载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1980年代初，孙华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尚有约百年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并没有国家形成的迹象，可能只有豫西类型的其中一种属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属于继夏兴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发现新砦遗址，随后又在附近发现类型相似的遗址，从而弥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空白，被称作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遗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沿袭关系非常明显，是二者的文化过渡期。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兴的表现，所以夏商的分界线应当在三、四期之间，前三期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遗存。
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与二里头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疑是夏代的方国文明。而山东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属于东夷文化。一般认为分布于濮水、漳水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的遗存，二里岗文化是早商的遗存。
夏代文字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始于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但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盘庚迁殷后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发达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应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统，只是目前尚未发现。中国境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绘刻于陶器上的陶纹出现。这种纹饰的形状有许多类似后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雏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绘刻“一”、“二”、“三”、“Ⅿ”、“×”、“个”、“十”、“∧”等简单数字符号，可能用于标示罐器容量。二里头遗址发现陶纹符号二十四种，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由于这些陶纹多以简单的字符出现，没有构成语句，所以无法肯定它是用来表示语素的正统文字。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自《尚书·夏书》记载“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讲述夏后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员——官占。占卜时，先由官占发布命龟之辞，向天神表达祈求的意愿，而后再用龟甲进行卜筮，描述的做法近似晚商殷人的习惯，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夏人可能有过类似殷人《卜辞》的甲骨文字。然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只灼不刻，尚未发现类似殷墟卜辞的文字迹象。徐中舒认为汉文字滥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其后被殷商继承，而黄河中游的夏文化并没有同时期使用的文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上没有发现文字便是默证。
《史记》乃西汉作品，其中记述最早的夏殷二朝在其成书年代，已覆亡逾千年。太史公司马迁称商朝为“殷”，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殷”字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而殷人自称“大邑商”却很频繁，“殷”可能是商的诸侯国和方国根据商朝最后的都城所在地而附上的他称，而“夏”则应为周人附称。太史公引用的文献应当也是周人所作。现夏人的自称已佚，亦不明殷人是否另外附予夏人他称，在卜辞的记载中可能使用了别称称呼夏族。
洪水传说
从吉尔伽美什到诺亚方舟，大洪水是世界诸多民族远古传说中共有的成分。鲧禹治水是洪水传说的中国版本，整个治水过程改变了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格局，为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提供了契机与条件。大约在公元前24世纪至前22世纪，北半球气候大幅降温。文献记载舜派禹伐三苗时，“夏有冰……五谷变化”，气候异常。前22、前21世纪交替时，气候突变，普遍转暖，游牧文明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生产。温度上升加速了冰川的融化，北半球许多河流的中下游聚居区域发生洪灾。根据地质学研究，黄河在公元前2050±150年有过一次大变道，由东流（山东入海）转为北流（河北、天津入海）。这次洪水泛滥影响到中下游诸多互不相干的氏族部落，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导，于是鲧、禹被举荐。他们来自洪水影响相对小的中游地区。治水成功后，夏后氏不仅没有放弃非常时期授予的权力，反而集中权力建立王朝。这次洪水可能延续了一、二百年，居于下游的商部族首领冥，在夏朝中期还曾在治水过程中丧命。豫西、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了延续，而洪水前兴盛的山东龙山文化在此时衰落，甚至出现文化倒退。史前洪水发生的真实性从侧面证实了夏朝前夕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鲧禹治水记载中的一些可疑之处。文献归结鲧治水的失败在于堙障，而禹的成功在于疏导，但是堵障洪水是一贯的抗洪举措，不至于使鲧被殛死。屈原质疑，“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无解大禹是如何制服洪水的。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浩大工程非人力所及，这种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即便在现代也难以控制，很难相信禹是仅靠疏导河流制服洪水的。大禹在位时，气候好转，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各大河流完成改道，洪灾自然也随着气候的改善而减少，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
2016年7月“科学”期刊（Science）刊登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庆龙和普度大学教授葛兰杰联合研究，表明公元前1920年左右青海省地区有过大地震引发的山崩，之后堰塞湖阻断黄河，几个月后积水满溢时溃堤，导致大洪水，为祸下游2000公里，洪水高出现代河水位达38米。所以大禹年代大洪水是可能存在的，只是年代后推并非是一般认知的五六千年以上而是四千年左右为大禹时代，那时若有一人带领众人疏导河水求取生路，最后取得政治领导权是有可能的。而所谓的疏导可能也并非神话夸大的改道黄河或大支流，而是在当时有限人口的居住区周围开导水的沟渠网。
势力范围及行政区划
夏朝是部落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部落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夏部落的十一支姒姓氏族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朝早期，夏部落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地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传说中的九州
禹贡九州图（图上方指向西方） （宋·《禹贡山川地理图》）
九州地图重制版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的行政区划采行九州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将中土分作冀、兖、青、徐、豫、扬、荆、梁、雍九州，又从九州攫取金属石矿，铸造九鼎作为国家权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为中国国家的代名词，而“定鼎”意指建立政权。《禹贡》九州的内部划分可能如下：
近代有学者认为九州托名为大禹之为事，其实是战国时人对天下区划的臆测，夏代国家处于萌芽阶段，政治辐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过氏族制的封邦建国以及通婚结盟达成关系。因为领域狭小，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由单一的中央政权划分政区。 但遂公盨的发现，令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从春秋时期提早至西周时期，现代学者认为禹贡的底本可以上溯至舜禹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