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祖父祖母
我们家的老宅坐落在村堡的西北角。从北线进村，走过村里的牌楼不到50米，就能看到老宅的后墙。
老宅占地约2000多平方米，正房为五孔砖窑，外加两孔偏窑，顶部盖有五间砖房。院子东侧过去还有一排大厅，大门在东大厅的北侧。是过去村里唯一的两层住宅。上世纪四十年代顶部房屋坍塌后，就再也没有恢复。
祖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和祖母住着两孔半砖窑，种着五亩半土地（土地改革后又分得三亩），养活着我父亲、叔叔和两个姑姑全家六口人。后来两个姑姑一个嫁到北西泉，一个嫁到东泉。
我四岁那年，父母亲一方面为了不影响他们上班，也考虑不让祖父母寂寞，另一方面祖父母又特别想他们的长孙，再一方面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城里粮食供应紧张，我又年幼体弱，就把我送到了祖父母身边，把妹妹送进了母亲所在工厂的托儿所。
那时候祖父母已处理了老宅，买了霍氏祠堂对面小巷里一处小院的三间西屋和一间半北屋。他们住的西屋为一进两开，一进门是堂屋，堂桌的位置是砖砌的约一米多高的米面柜，柜面上是神龛，神龛的中间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右侧是财神，左侧是孔夫子。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初五，祖父都要领我在这里上香磕头。堂屋的北侧是我和祖父母住，南侧平常不住人，偶尔姑姑们来住几天。
这个小院有三户人家，东户住着一位老太太，她很孤僻，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北屋东侧住着一家四口人，他们家的大男孩叫段则，小我一岁。北屋西侧还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叫二不楞，在太原市居住，很少回来。小院的西侧有一个套院，北侧靠东一间半房是杂物间，里面放着祖父母给自己准备的两口棺材，还有几口大缸、瓦罐、笸箩、笸箕，以及祖母的纺车、织布机等杂物。北侧靠西是一片空地，里面种着几颗花椒树。空地的北侧就是我们老宅的屋顶，也就是过去坍塌了的二层房地面，也是村里的西堡墙顶。套院西南角是我们几家人的厕所。东南角是我们家的柴房。套院中间有我们院三家人的沤肥堆，这些沤肥堆实际是各户人家的生活垃圾堆，厕所的粪便满了时，也掏出来倒在上面，隔一段时间再翻腾一遍，生产队定时派人收走，拉到大田做肥料。套院西侧便是西堡墙顶，站在这里，村南的大路口、村西的大池塘、福建寺正门和远处的赵壁村一览无余。
祖父名叫霍树德，小名银锁。村里人从来不叫大名，都叫他“银锁老爷”、“银锁爷”、“银锁大爷”、“银锁哥”；叫祖母“银锁奶奶”、“银锁大娘”、“银锁大婶”、“银锁家的”。祖父小的时候上过私塾，他的知识面比较广，毛笔字写得好，还收藏有《康熙字典》、《易经》、《黄历》等不少古籍书。他性格温和，话语不多，爱干净，吃穿从不挑剔。他从来不去别人家串门，但村里经常来家里求他的人不少。有让给子女看八字的；有让给成亲、盖房、祭祀选日子的；也有要谢土请写牌位的；还有让给写对联的等等。祖父说我是山下火命，将我的乳名称为“海水”，以求平衡。他崇尚中庸，将我们这一辈的字号由“本”改为“中”。
那时候，来我们家最多的是一位比祖父小八、九岁的老者，人们称他为“虼蚤长生日”。第一次见他，我叫他爷爷。那时，祖父笑了。长生日连忙说“不对，不对，我应该叫你叔”。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在村里的辈分是比较高的。
祖父母两人都抽烟，但从来不抽卷烟，只抽烟叶。他们有个黄铜烟叶盒，一杆30多厘米长的玉嘴铜头烟杆。祖母是偶然间抽几口，祖父抽得也不多，但是外出从来不带烟，也不抽烟。在家时，也只有来人时，配客人抽得多一点。每次长生日到来，就与祖父谈天说地，吞云吐雾，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刚到村里时，依稀记得全村实行大食堂，祖父拿着碗筷拉着我的手，我拿着小搪瓷缸和小勺，一起到宗祠堂西侧的大院吃面条，吃完后再给祖母端回一碗。没多长时间，大食堂就取消了。
我还记得祖父在卧龙沟底的惠济河畔种着约20平方米左右的一块菜地。地里种有豆角、茭瓜、莙则菜、小葱等。隔几天，祖父就带着我到菜地去浇水、拔草和摘菜。回家时，他挑着从河里打的水，我提着菜篮子，顺着S路很吃力地走上沟顶，中间要休息好几次。后来，在我的请求下，父亲给我找了两只小铁桶，做了一根小扁担。这样，我能和祖父一起挑水了。多数情况下，我的水桶一只是水，另一只是菜。更可惜的是，在坡路上休息时，由于没有平地，放在坡地上水桶里的水，由于倾斜会洒掉不少。
有时候，祖母也和我们一起去沟底。她是小脚，鞋大约也就10厘米左右，走路很慢。我们来到沟底后，祖父打理小菜园，祖母坐在河边洗衣服，我在河里捉小蝌蚪。那种留存在我记忆中的田园生活，每每想起都是无比的欢快。
祖父他们还在套院养着一只羊、两只鸡。每天早晨，听到村里的羊倌在村口吆喝声，祖父就打开羊圈门，羊一溜小跑，随同各家的羊，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羊倌那里，而后一起踏上觅食之路。夕阳西下时，羊群进入村西门后，就自觉地跑回主人家。祖父或祖母就会给羊倒上一小盆水，看着羊喝完后，便将养圈了起来。隔两年，祖父找人将养宰杀后，再养一只小羊。
那时候，生产队规定，每个人每年要做15个义务工。祖父母的义务工，都是祖父去完成的。祖父年过花甲，身体不是十分好，1947年秋天，他在给地里干活的我父亲送衣服时，被在房顶上放哨的国民党士兵开枪打伤了右腿，子弹头在他的肉里一直没有取出来，每逢阴雨天都隐隐作痛。为此，每年秋天，生产队就安排他去看护一个月的枣林。
我曾经陪着祖父一起看护过枣林。枣林里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外，一片寂静。被虫子咬过的红枣，不时地掉落在地上，屎壳郎爬过来闻一闻也逃之夭夭。我们基本一整天都见不到别的一个人影。
在我们老宅的门前，还有一盘古老的石碾。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在那里碾过玉米和黄豆。我和祖父推碾子，祖母坐在她自己用玉米穗叶子编的圆垫子上往笸箩里箩面。那种掺着黄豆的纯天然玉米面窝头和煮疙瘩，今天我们是再也吃不到了。
祖母每天也很忙，除了做饭和收拾家外，不是纺线，就是织布。有时还自己染布，一块白布，在锅里一翻腾，挂起来成了蓝布上镶着一排排白花的花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蜡染。她还会自己酿醋，每年夏秋季节，摆在窗前花栏墙上的紫色醋坛子，在花椒树的衬托下非常醒目。每年秋天，队里分了红枣后，她都要晾晒一部分，再做两、三罐酒枣。每到祭祀时，她蒸的花馍也是别样地好看。家里宰杀羊后，祖母总要将羊胰子捣碎和上石灰揉成团，晒干后当肥皂用。
祖母平时基本不出门，偶尔领我去村供销社买点煤油、食盐、火柴之类的生活用品。每年春节期间，村里请来戏班子唱戏，她也基本不去观看。
每到天气暖和后，祖母就在住房南边的屋檐下做饭，祖父和我轮换着拉风箱，祖母炒菜、煮面或熬米汤等。而后，三人在门前摆一个小饭桌一起吃饭。经常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才回家睡觉。
祖母对我特别关爱，每天变着法给我吃煮鸡蛋、炒鸡蛋、烙鸡蛋饼和蒸鸡蛋羹等，以致于我后来对鸡蛋特别的腻歪。村里因为没有水浇地，老百姓大都是靠天吃饭，所以很少种产量低的冬小麦，大田基本上都是种高粱、玉米、谷子和豆子类农作物。所以各家的小麦面都非常少，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才能吃上馒头、面条和饺子。平常，我们都是以高粱、玉米面为主。祖母为了防止高粱面在开水锅里融化，还在面里掺上用榆树皮磨的粉，当地人叫它“榆皮面”，而与高粱面掺在一起的面称作“混面”。我们都爱吃“糊糊”，这是一种用高粱面加水在火烧的锅里不停地用力搅动至熟，而后蘸上酸汤去吃的食物，在内蒙古称作“那糕”。祖母由于岁数大，没有力气搅面，就给我们蒸成碗托，散热后，用骨片划成菱形块，加上汤料食用。做面条也要裹上三分之二的高粱面，擀成包皮面条。甚至捏饺子皮也塞上一小块高粱面团，做成包皮饺子。充满智慧与勤劳节俭的祖母，总是变着法将苦日子过成好日子。
在村里的那些岁月，当我发烧时，祖母会将一个小碗，盛满小米，用白布包起来，在我身上和头上来回摩擦，口中还念念有词，擦完后，打开白布时，小米好像缺少了一些，几个小时后，我的烧就奇迹般地退了。我肚子疼时，她就取米粒大小的鸦片膏，用开水泡后让我喝下，不一会儿肚子就不疼了。有一次晚上，我手摸着墙走时，被蝎子蛰了，她用一小块木工胶，在开水里泡了一下，又在煤油灯上烤了一下，粘在我伤口上，时间不长，手掌就不疼不肿了。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灯，更没有什么电视机和收音机，家家户户都是点煤油灯。一般晚上都很早睡觉。经常躺下后，祖父都让我背他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和古诗词等。祖母也经常给我讲一些神话故事与村里的往事。什么“懂鸟语的公冶长听到南山有虎拖羊，谁吃肉谁喝肠”、什么“农民挖地挖到一坛金元宝后放弃，要天财不要地财”、以及牛郎织女天桥会、孟姜女哭倒长城等等。祖父对祖母讲错的地方，还不时地进行纠正与补充。
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也是在相互交替、相互融合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进入六十年代后，村里通上了电。村东新建了水塔，村民们结束了到沟底挑水吃的日子，只需到水塔接水挑回家就行了。考虑到祖父岁数越来越大，父亲把祖父母的吃水问题交给了一个本家侄子负责。
我上学后，陪祖父母的时间就少了，只能等到学校放暑假和寒假时，才能回祖父母身边。
村里的小伙伴们得知我回来后，都来拉我去广场和村堡上玩。小伙伴们经常让我讲城里的事，问我火车有多长，跑得有多快，什么时候能开到村里来等等。有一次，他们还牵来一只一瘸一拐的大黄狗，让我看怎么能治好它。我捏了捏它腿上的骨头都是挺硬实的，又摸了摸它的爪子，发现在右前爪底有一个绿豆粒大小的硬东西，便用力抠拉，竟然拔出来一根约两厘米长的圪针。大黄行走恢复了正常，从那以后，它自己经常来我们院子找我。后来的假期里，我再也没有见到大黄的影子。
我长大一些后，每次离开祖父母回家时，也总要到相邻的赵壁村，看望外祖父母，并小住几天。两位老人身体状况比我的祖父母差一些。外祖父双手颤抖，吃饭时饭碗都端不稳，现在看来，估计是患帕金森病。外祖母眼睛不好，只有凑到你跟前，与你脸对脸，才能看清你是谁。他们有四个子女，大姨和我母亲住在县城，三姨远嫁在交城县王家寨，身边只有大我7岁的舅舅陪伴。
我在赵壁村的亲戚要比遮胡村多。除了外祖父母家，院子里还有其本家的大姥姥、三姥姥、大舅、二舅、四舅和六姨等。隔壁院子里还有我父亲本家的老舅舅、狗儿叔、二狗叔、明日叔、五日叔。此外，还有村南居住的老姨和补大舅，老姨和玉堂叔。我学会骑自行车后，每年中秋节和春节，父母亲准备月饼和糕点之类的物品，让我代他们回来看望这些长辈。
在外祖父母家居住的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季每天吃午饭，只要不是下雨天，大多数男人们都端着一大碗面食，靠墙蹲在小巷两侧，相互观摩一下女主人的厨艺，而后边吃饭，边谈论国家的或村里的新闻、趣事、轶事，中间穿插着各自的评论、点赞和分享，时常还有激烈地争论，谈兴正浓时，将吃完饭的碗筷放在地上，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谈。我那时经常端着小碗，蹲在旁边倾听他们的谈论。有时，也观看舅舅同学们相互之间的恶作剧，以及年轻人们为活跃乡村文化而彩排文艺节目的热闹场面。
1969年秋天，我那坚强的祖母病倒了。倔强的她说什么都不去医院，除了我大姑和母亲外，谁也不准动她的身体。端屎倒尿，绝不让父亲、叔叔和我插手，还说怕我们粘上晦气。后来病情发展到吃不进饭，大便都是黑水。村里的医生说，除了吃止痛药，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着祖母日渐消瘦的脸庞与痛苦难受的眼神，拉着她那苍白无力的手悲痛万分。年末，祖母在我们的注视下停止了呼吸，享年72岁。
祖母去世后，祖父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两年多，1972年1月23日晚上，他和我们聊天到十点多，当睡觉铺开褥子时，他突然躺倒，不醒了人事，父母亲让我请来了赵医生，经过诊断是脑溢血，让准备后事。次日凌晨，祖父仙逝，享年81岁。
后来，外祖父和外祖母也相继去世了。
2019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几个陪同九十高龄的老父亲回故乡祭祖，再一次踏上了古村的石板路，又一次走进了老宅院。儿时的小伙伴段则、祥元、二来、春梅等等也不知去向，唯有和他们生活的点滴，竟恍若昨日。
几十年来，每当站在故居前，总会牵动几许思念、几许哀愁。我会不由自主想起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仿佛闻得几声离别时的切切虫鸣，看到一缕农家黄昏的袅袅炊烟，想到半点夜深幽梦里的婉然音容。看着杂草丛生的宅院，我再也听不见祖父母的谆谆教诲，再也看不见祖父母的音容笑貌。正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本章完，下一章《我的父亲母亲》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