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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的闽南沿海地区，经济已然崛起。
我出生的小镇下辖的一些村庄里开始出现很多家庭式的服装代理加工小作坊，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湘等地。
出生于90年的我，关于8岁以前的回忆很少，大多数都与父亲有关，与母亲相关的回忆几乎没有。还有些零星的关于家里开服装代理加工小作坊的画面。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远在一两千公里外，某个山沟沟里的人们是如何获取外界的消息，又是怎么下决心要走出那片大山去到一个几千公里远，完全陌生的环境谋生。
当时，闽南当地人统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阿烧啊”、“阿北仔”。
出走的决心，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源自山区的落后与贫穷，为了活着，不得已而为之。我的外公便是当年决策中的一员，也许和他曾经当过兵有一定的关系，思想觉悟相比更高一些。1987年，他带着19岁的大女儿来到当时的晋江县下辖的摇篮镇陈家村，投靠已经来此务工的老乡。父女二人此行的目的是：让大女儿在本地找一个结婚对象在此安家落户，以实现电影剧情常说的“逆天改命”。期间，有不少人上门“对看”（相亲），但都没有看成。在当时，虽说沿海地区经济已开始发展起来，但先富者毕竟还是少数，贫穷家庭的人还是占多数，花不起高额聘礼娶妻的人仍然不在少数。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维，结合当时外地人员大量流入，娶一位外地女人做媳妇成了当时很多穷人家的优加选择。
当时，人们做买卖还没有固定的摊位和客源，全凭肩扛手提，双脚步行在临近的几个村庄吆喝叫卖。可能一、三、五走东边的三个村，二、四、六去西边的三个村。
这天，五十岁的奶奶挑着她的一担子水灵灵的蔬菜来到了陈村，挨家挨户叫卖着。爷爷奶奶育有三儿两女。彼时，大姑姑已经出嫁。其余子女都尚未有着落。由于清贫加上大儿子先天身体羸弱，到了30岁还未娶妻。传说中的“老大难”。
奶奶不经意间听村里人议论着，说村里来了个外省姑娘想找本地人结婚，兴奋的奶奶顾不上没卖完的菜，便赶紧让人带路去到外地姑娘落脚的地方。在那个语言不通，用闽南话讲叫做“鸭子听雷”的年代。她们是如何完成沟通、达成一致想法的，至今都是一个谜。长大后，我向老奶奶打听过关于那段往事的细枝末节，但奶奶每次提供的版本都不同，这事就不了了之。历史永远都不具备真实性，任何回忆都会夹带着当事人的主观意识和包装加工。唯一确定不变的内容是：聘金给了200元。
再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省份旅游，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差异、饮食差异，我才发现，语言是人与人相处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道屏障。
都说远嫁是一场豪赌！不知道若干年后的外公是否后悔过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是否曾经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这段婚姻，没有闽南传统的各种仪式，没有摆宴席，亲人们聚在一起吃了饭，简简单单完事儿。19岁的姑娘就这样嫁给了比自己大11岁的闽南老阿哥。结婚登记证上的时间是88年4月2日。
其实，这样的婚姻形式在当时许多闽南村庄不在少数。逐渐兴起的服装加工小作坊引来吸引了不少的外来打工人入闽，给每一个村庄都注入了不少新鲜人口，女孩们怀揣着“逆天改命”的愿望嫁给了本地小伙，但其实迎娶他们的本地小伙都是家境贫寒下的次选。但最起码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多，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
起初，这样的联姻男女双方都是通过熟悉的老乡介绍的。介绍人的初衷也是希望帮助自己的老乡走出大山。后来慢慢地演变成以获利为目的，介绍的方式也从欺骗演变成拐卖。更有甚者拐卖的是已婚妇女和她的孩子，拐出来后把孩子和母亲分开卖。可谓是丧尽天良。
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谁家的“阿烧啊”媳妇跑了，当初是被老乡从四川山区骗来卖的，而且买她的那户人家非常贫穷，那个男的好吃懒做还有暴力倾向。她不堪折磨，趁着月黑风高跑了。那时候交通不便，加上对环境不熟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顺利跑掉。听说有几个“阿烧啊”跑了不下三次，最终才不得不认命，安下心来“过日子”。成功跑掉的“阿烧啊”里已经生下了两三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我们村，跑掉的估计得有十几个，留下的可能也有十几个。
家母，是村里少数的“零逃跑”记录人员之一。后来，我总在想，她要是结婚第一年跑掉就好了，那我就不会出生了。
对于自己的这个外地媳妇，爸爸还是疼爱有加的。其作为家族的长房长孙，精准地遗传到爷爷那种少言寡语的性格底色，平日里话不多，但凡开口说话都自带威严感。底下那些弟弟妹妹们对他都比较敬畏。电影《牧马人》里说“年纪大的男人知道疼老婆”。虽说在开小卖部之前，爸爸没什么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也不曾让老婆、孩子们饿过肚子。没钱买菜的时候，他会厚着脸皮去向屠户赊肉。长大后，妈妈经常会和我说起关于父亲的一些往事，针对赊肉这件事我们还有过一段小小的辩论。
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天南海北地瞎聊着。期间，妈妈偶然说起：“你们小时候，你爸可没少干丢人的事。有一年，到了过年人家猪肉佬上门来讨债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肉都是你爸从猪肉摊上赊回来的。真是“下败死”（丢人现眼）”。我说：“可你换位思考一下，平时去赊肉丢脸的是他，但起码我们不至于饿肚子，还有肉吃。享福的是我们，丢脸的是他。到底是谁比较丢脸”。说完，我们两相视而笑，妈妈恍然大悟说：也对喔，反正老娘吃都吃了。说完这句话，她笑得更开心了。
这样暖心的例子不在少数，刚结婚不久，爸爸经常在晚上回家时，顺路在小卖部买两块“葡萄面包”，藏在自己的裤子后口袋里，一边插着一个，然后用上衣遮住，带进他们的卧室再拿出来给妈妈开小灶。每每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妈妈总会补充一句：“我当初就是被你爸的葡萄面包给害死了，要不是记着他当时对我还算有良心，我早就跑路了，哪还会傻傻地在这待着。”虽说她嘴巴上说着埋怨的话，实际上眉眼之间满是幸福。
直到我上幼儿园之前，爸爸似乎都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到处打零工。有阵子，还去到泉州的清远山上当“打石工人”，靠着锤子和锥子将整块的石头凿成若干大小，方便运输。闽南40-60年代出生的男人很多都干过这项工作，有的人干了大半辈子直到得了尘肺病而不得不停止，有的人干到国家开始禁止开采矿产资源才转行。那时候，清源山上还不像现在每天那么多人上山，爸爸他们住的宿舍，经常抽屉一打开，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蛇，屋子里的各个角落也有蛇出没，爬来爬去，不伤人，也不怕人。奶奶给我们分享过一段来自爸爸的清源山打工趣闻：有一次爸爸从清源山放假回来，说起关于清源山上的蟒蛇吃人的故事。有一对夫妇一起去清源山上摘野生杨梅打算卖钱。临近中午，妻子对丈夫说，我回家煮饭，一会儿煮好我拿过来一块儿吃，然后就下山回家了。等到她再返回时，看到一条巨大的蟒蛇在杨梅树下，而那蟒蛇的蛇口处一双脚在不停地抖动，整个蛇身上半部分呈现出完整的人形。由于食物太大了，蟒蛇动弹不得，只得留在原地就地消化，那妇人吓得惊慌失措赶紧下山呼救。最后的结局是：几个人抬着那条大蟒蛇到附近的各个村庄去游行，然后收取门票。好癫的一个故事。但我们不止一次听奶奶说过，由于是爸爸亲口分享的故事，她老人家深信不疑。经常当做睡前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也无从去考究过它的真实性，毕竟在民间，类似的传说不在少数。只是，对于那个结局我觉得有点戏剧化了。
差不多在我3-4岁以前。家里还没有“分家”。一家子十几口人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初来乍到的妈妈语言不通，起初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叔叔要开始创业开加工小作坊，还是什么契机，家里进行了“分家”。
闽南分家主要指的是兄弟之间的财产分割，不涉及女儿。将一个完整家庭拆分为若干个新家庭独立生活的过程，不仅涉及财产的重新分配，还有些分的是债务份额。分家时间传统上选择在秋收后或农历年尾进行，遵循“年头分家利阿兄，年尾分家益阿弟”的谚语。由父母或兄长主持，邀请族中长辈、母舅、叔伯等亲属作为监督人，确保分配公平。财产分配：房屋，由长子长孙优先选择，兄弟按房头分配。田地/农具：按兄弟人数平均分配，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具体地块。债务：由各兄弟按比例分担。赡养责任：父母可选择与某房共同生活，或由各房轮流供养（“转席”），未出嫁姐妹的嫁妆由兄弟共同承担。仪式与禁忌：分家后需举行“热灶”仪式（烧灶饭宴客），灶台作为家庭延续的象征物，乔迁或分家时必重建。
有一次不经意在家里的抽屉里看到一张颜色非常鲜红的纸，上面的墨水字迹至今都清晰完整，只是其中出现几处被蟑螂啃食后的破洞。我好奇地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爷爷和两位叔公当时的“分家纸”，上面详细地写明了三兄弟各分得的房屋、地块、债务数额，以及见证人姓名，落款的时间是：共和一九七七.二.四。
家里的祖宅老屋是闽南传统“五间张”式的一层石头房。形状很像一个倒过来的“凹”字，里面共有8个房间，四个房间分别位于“凹”字的底部横线处，两侧各两个房间，中间是开放式的“顶厅”（主要放置供奉神明的桌子），与“顶厅”一墙之隔左右两侧的那两间叫“大房”，“大房”再过去两间叫“边房”，形成完整的一排。前面还有大概宽度2米宽的一条连廊，连廊的两侧各有一个“后门”。另外四个房间分别位于“凹”字的两竖的位置，靠近大门的那间叫“角间”，再往里那间叫“榉头”，“角间”和“榉头”的宽度通常是大于“边房”小于“大房”。左右两侧的“榉头”和“边房”的门是相对应，在“榉头”两间房的正中央上部是镂空的房顶，叫“深井”。深井正下方的地块做了下沉式，还有排水通道。下雨天雨水会通过镂空的顶部直接滴入下沉式的“深井”，最后顺着排水道排出屋外。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房子基本都是这样的布局、面积也不了太多。有一些人家的内部装修会稍微豪华一些。大多数是白色粉墙，红瓦地砖。总体感觉那时候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现在那么大。延续到爸爸这一辈还是三兄弟，分家时是否有形成文件，不得而知。爸爸分到的房间分别是位于大门右侧的“大房”、“榉头”、“角间”三间房。而大门左侧的“大房”和两间“边房”是属于二叔的，三叔则分的是剩下的那间“榉头”和“角间”。
分家没多久后，三叔叔就开始在家里开起了服装加工小作坊，他是兄弟姐妹中脑子最活泛的一个，乘着改革的春风，年纪轻轻就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两三年后，就发展到了20几个工人的小规模作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从裁切--缝纫--熨烫-质检-包装--送货，一条龙的服务。
家里除了几间睡觉的房间和厨房以外，其他空间都被各种各样的机器、裁床、布料、辅料、杂物等堆得满满当当。楼上，还用空心砖做墙体、瓦片做屋顶，搭建出了一片工人的宿舍房，里面隔出了12间单独的夫妻房，每间最多不过二、三平方，剩下的空间隔了两间大通铺，估计十至十五平方的空间里住了十多个人。夫妻房的床大多是三排横放的空心砖做支撑，上面摆放的木板就做为床；大通铺里是上下层铁床。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生活配置。夏天闷热异常，大通铺里弥漫着各种汗臭味、脚臭味、尿骚味，冬天虽说闽南地区温度不会达到零下，那时候最低温可能也就十几度，但是那种“空心砖”墙体，是不防风的。海风呼呼地吹着，工人们常常被冷得瑟瑟发抖，都要盖好几床棉被才够。
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后来就在老屋的右侧空地上加盖起了厂房。这块空地原本是一个大水池，后来奶奶不知道从哪里挑了几十上百担土过来给它填起来，就多出来这么一块地盘。在这块空地上，用石头做墙体搭建出一块占地接近400多平米的空间，里面隔出两段式，250平米的缝纫机加工车间和一墙之隔的熨烫区、厨房。房外西南角搭建了一个锅炉房，管道延升到熨烫区，专门用来给熨斗设备提供蒸汽热力。服装厂雏形初步形成。四叔、六叔、三个姑姑也加入到三叔的厂子里来帮忙。那时候没有明确的分工，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
四叔负责主导裁床作业，这是一个有点难度的技术活，需要经过准确计算成品服装各个尺码所需的件数，然后将布料一层一层地叠放在裁床上，长度大约有10米，叠到合适的层数后，开始手工在上面画板，这一步需要合理的布局和精确的测算，否则很容易造成大量的布料浪费，最后用裁布机顺着画好的版型将布分切开来，绑成一捆一捆，搭配上其他的辅料再分发给工人进行缝纫作业。除此之外，其他活儿都由六叔、三个姑姑们随机灵活安排。经常上一秒看到他们还在打孔设备上熟练地给裤子打扣孔、压纽扣，下一秒可能就被召唤去给工人发布料、补辅料、裁床帮忙拉布、装卸物料、熨烫衣服等等。
妈妈在三叔叔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会了踩缝纫机。当然了，那时候踩缝纫机是个褒义词，是一门正经技术活。而现在，踩缝纫机却成了坐牢的代名词。
咱中国人“擅长模仿”这件事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看到同村人的服装加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很快就有不少村民开始加入这个创业热潮。几乎每八户人家就有一户加入这个行列。都说闽南人各个都有当老板的梦想，这个说法确实不夸张。此后，村里越发热闹起来，还带动了其他村民开始做小商贩，批发各种蔬菜、海鲜、肉类、水果、日用品等。不久后，村里有了定点的菜市场。还有村民买了摩托车、三轮车做起来载客的生意，接送村民和工人们往返村里到镇上。高峰期时，村里还有固定的等客点。
厂子还未形成规模时，爸爸只是在厂子里打打杂，帮忙管理工人们，义务劳动。眼看着越开越多的服装小作坊，爸爸决定要开一间小卖部赚“阿烧啊”们的钱。在离家差不多10米远，租了邻居家的一个套间，它是由“角间”和“榉头”组成，中间墙体是打通的，从“榉头”可以清楚地看到“角间”，“角间”有一个侧门，作为小卖部的出入口，“角间”用来做小卖部，摆放着各种商品，妈妈原本跟着叔叔的工人们在缝纫车间里做缝纫工，小卖部开起来后，就把缝纫机搬到里面的“榉头”那间，每当爸爸不在的时候一边缝纫衣服一边照看小卖部。
那时候，“阿烧啊”的日子可不好过，动不动就会被打。不亚于旧社会的长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内陆经济慢慢崛起，外来人口大量流失，服装厂大量倒闭后，现在很多闽南人为了谋生，一个个都跑到外地去当“阿烧啊”、“阿北仔”。
彼时，针对“阿烧啊”们实行的是旧社会地主对长工的管理模式。爸爸、叔叔们每天早上八点后就开始到车间巡视，看看哪台缝纫机没有人上工，然后便开始询问他隔壁工位的人他是还没来，还是去上厕所，如果发现是还在楼上睡觉。那他们就会先叫一个“阿烧啊”去喊一遍，算是第一次警告。如果警告无效，爸爸和叔叔们一行人就会上二楼宿舍，对正在睡觉的“阿烧啊”进行“强制性开机服务”。但凡你敢耽误多一秒，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顿胖揍。当然，一般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新来而且单身的“阿烧啊”身上，因为他们还不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和规律，而且年轻的“阿烧啊”自控力比较低，且经济压力不如已婚的大，所以，会偶尔出现需要“强制性开机服务”的人。通常在经过几次“教育”后就会很快适应厂里的节奏。
在当时，“阿烧啊”们骨子里对本地人的恐惧感似乎从他们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极少数敢反抗东家的，很多“阿烧啊”夫妻之间吵架，敢拿剪刀捅自己的丈夫，敢抽打自己的老婆，但就是极少有敢跟本地人武器相向的。中国人，骨子里就很懂得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很清楚那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
“阿烧啊”每天要早上7点多起床开工，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放工，等到排队洗漱完毕，基本都是凌晨12点到1点。他们的收入是采取计件模式，多劳多得。每天工作时长近15小时，早餐从菜市场买点馒头、包子配榨菜就着开水简单解决，午餐的主食都是米饭，每个人都有专属的铝盒做好记号，里面放着洗好的米兑上适量水，统一叠放在厨房里面柜台上，由奶奶每天准时10点半用一个超级大铁锅把所有人的饭盒整齐地叠放进去，放在煤炉上蒸起，这是奶奶每天的雷打不动的固定任务之一。等米饭蒸熟差不多是中午11点半，工人们分批下工，开始排队炒菜、吃午饭。晚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吃饭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吃完饭后继续上工。小时候没听说过“午休”这个词。我还是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才知道，中午有午休时间，强制性趴下睡觉1小时。每天晚上，等全部工人洗漱完毕返回到二楼的宿舍后，会有人负责把通往二楼的那个铁门锁起来。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人们半夜跑路，那时候觉得太累太苦而跑掉的人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两个，大多数是单身的小伙子。老屋后有两间猪圈，高度差不多到老屋的三分之二，与老屋仅有1.5米之隔，借助猪圈逃跑的案例还不少。听说其他村民家还有“阿烧啊”是单纯靠臂力加脚力的支撑在两栋房子之间慢慢下攀到达一楼后跑走的。成功跑走的‘阿烧啊’很多会到就近的其他厂子里继续找活干，有一些被原来的老板发现，还会被前东家埋伏伺机打一顿。村民之间还出现过因为怀疑对方策反自己的“阿烧啊”而打架的。
虽然，小时候我们也学着大人们管那些外来打工人叫他们“阿烧啊”，但其实我心里对于“阿烧啊”这三个字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素在里面。一方面，我是“阿烧啊”生的孩子，在我的成长印象里，别人也会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还有人会当面说她妈妈是“阿烧啊”。因此，从小我和弟弟好像就对自己的妈妈是“阿烧啊”这件事感到自卑，觉得抬不起头；还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似乎和我余生具来的共情能力和悲悯之心有关。在那个尚不谙人情世故，不懂人性复杂的年纪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要这样欺负别人，轻则骂，重则打。看到那些被骂、被打的“阿烧啊”都不敢还手，我心里总是满是愤懑与悲情。
可想而知，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远嫁而来的这些外地媳妇的日子肯定不好受。我仔细回忆了一下，直至2025年，远嫁福建37年里的妈妈，回娘家的次数不足10次。路途遥远是一个表面因素，实际原因是家里人也担心她跑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因故要回娘家，三叔叔很不客气地说：“你要回去，那你要把你“奥龙”一起带去”。“奥龙”是我哥哥，天生残疾不能自理。
关于妈妈“回娘家”的记忆，我唯一有印象的只有三次；其中一次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爸爸还在世；那次可能去了一个月左右，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另一次是2015年外公去世回去奔丧，还有一次是2021年，弟弟去世后第二年，我和阿姨们鼓励她出去走走，趁着小阿姨在昆明乔迁新居过去参加一下，然后从昆明坐动车回贵阳找外婆。那次从老家回来，妈妈说起外婆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熟悉人越来越少了。她一边收拾要换洗的衣物，一边喃喃自语，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告别。我听着，心里一阵发紧，原来，远嫁的女孩与老家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疏离与遗憾。妈妈五十多年的生命，前19年困在大山里，后30多年困在沿海地区的某个村庄里。而我，甚至没能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叫“外婆家”的地方。
我暗暗许下愿望，等到明年夏天，我要第一次踏上“外婆家”的土地。
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回过一次娘家，也是她回娘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在那段日子里，爸爸每天都用DVD播放当时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厦门新娘”的主题曲“你现在好吗”，而且是单曲循环。我和弟弟笑着问他：“你是不是想你老婆了”。他也是不辩解，每次都是淡淡一笑。
大约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发现我和弟弟整个头上都长满了虱子，尤其我还是长头发。那时候农村小孩头上长虱子很普遍，而且会快速地在同伴之间进行传播。对于有点小洁癖的妈妈而言，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整整两大锅热水的冲洗，才把我们头上大部分的成年虱子都冲洗干净，但还有非常多的卵仍然附着在头发上。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后，妈妈都要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缕一缕地翻找我们头上的虱子卵，然后一颗一颗给它掐死。在那接近一个月的灭虱大战过程中，爸爸几乎每天都在接受妈妈的审判，每每用指甲盖挤死一颗虱子卵时，都会伴随着对爸爸的一句控诉。
我是家里的老二，龙哥是家族名义上的长房长孙。在2020年1月之前，弟弟应该是家族长辈们心里真正的长房长孙。我们三个年龄只差1岁。
名义长孙龙哥出生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经验亦或是当时真的太穷，连一条毯子，一件婴儿服都没有。刚出生的龙哥被一件临时找来的旧毯子手忙脚乱地包起来，冷得他打了好几个喷嚏。也许是因为先天不足加上出生时着凉，婴儿时期的龙哥全身比正常孩子更白，据说是那种缺乏血色的煞白，而且也不会“吸奶”这个人类本能的求生动作。刚开始，家里人并未觉得有任何异常，但我猜更多的是因为“无知”。满月时，还特地办了酒席。后来，大概是在四五个月才觉得这孩子似乎不大对劲，爷爷、奶奶带着他辗转几个诊所、医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先天不足，病因不详，目前的医疗无法医治，大概率终生无法行走和自理。不知道在当时这个消息带给整个家族多大的震撼！反正从我记事起，龙哥就像一个影子般在夹缝中生存者，吃饭需要等到全部人都吃完才会喂他，喝水要等到大人们忙完手头的活才会想到他。18岁以前，都是一个人独自坐在轮椅上望着前方发呆，从清晨7点到夜晚9点。在那个重男轻女如此严重的年代，这样的孩子其实比女孩子更不被看见。
大概在我们七八岁以前，龙哥一直是由奶奶负责一日三餐和生活起居，妈妈在家里的小卖部边缝纫衣服边照看小卖部。爸爸妈妈搬出去住在小卖部的隔间里，当时家里老屋除了几间睡觉的房间，其余的房间和外面的横廊、过道都被三叔叔的服装加工设备填得满满当当。老屋正对大门右侧的“边房”是爷爷奶奶的房间，里面大概十个平方左右，房门北侧靠墙的位置放着爷爷奶奶的婚床，由爷爷一人独睡，房门右侧靠墙，另外放了一张长度1.8米，宽度1.5米的矮床。每天晚上，奶奶都会用一些废旧的布料按照纸尿裤的包法，里三层外三层厚厚地包在龙哥身上，最外层再裹上一张防水塑料布，最后用一条绳子绑牢固定住，目的是让屎尿不会漏出来。然后把他推到床头那一侧横放着，我和弟弟、堂妹、奶奶四人则头靠床尾，脚朝着龙哥所在的床头并排而睡。
1998年的夏天，服装制造事业有成的三叔叔，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申请了专利，还盖起来了自己房子。起初是一栋二层石头房，住家和服装加工混搭。在之后短短5年里，便发展成为一个占地超五千平米的厂区，分别由一栋住家结合员工宿舍的五层楼、一栋独立的三层员工宿舍楼、一栋占地超600平米的生产大楼、占地约400平米独立员工食堂、占地约500平米的成品仓库、占地约300平米的原材料仓库、占比约250平米的质检车间。
爷爷奶奶在1998年随着叔叔一起搬到新家，协助叔叔打理服装厂。此后，老屋由我家和二叔家住着，龙哥也开始由妈妈独立抚养。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可能不太准确的记忆。关于8岁以前的记忆很少很少。二叔家在老屋大概只住了3年多，就在三叔叔新家隔壁搭了一个铁皮屋，在那边开起了小卖部，全家也住到那边去了。自此老屋由我们一家独自居住。
在我8岁的某个晚上，应该是农历三月，天还是挺冷的，盖的还是厚棉被。我和弟弟被二婶婶用力摇醒，她带着哭腔一边喊我们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你爸爸要死了”。我和弟弟迷迷糊糊醒来套上衣服走出房门，房门外已乌泱泱围了一群人。我和弟弟被推搡着走到“顶厅”的位置，爸爸已经躺在一块石板上，只剩下一口气，睁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周围的大人一直让我们喊爸爸，希望以此来让他多弥留片刻，我和弟弟跪在地上冲着爸爸一边哭一边喊。那画面至今仍旧历历在目。我们哭着正伤心，家里的亲戚们已经在开始探讨后续的事宜了。有长辈说按照祖制，爸爸年纪不足50岁，而且只有子辈没有孙辈，遗体不能放在“顶厅”这个位置。随即，一群人给他挪到爸妈的房门外右侧的连廊上靠墙处。不记得是谁对我说了一句：“你去把那只猫找个房间关起来别让跑出来”。我不明所以，乖乖照做。后来才知道，有民间传说中，猫从去世的人身上跳过会导致尸体“诈尸”或灵魂附体，但现代科学证实这种现象主要由静电引起。
那天，大概是凌晨3-4点，遭受肝病折磨多年的爸爸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随着一阵哭声，一条毛巾盖在他脸上，然后一块长白布从头到脚盖在他身上，最后在他的脸上罩上一个斗笠。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周围都是各种各样恸哭的声音，其中哭得最大声的是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妈妈全程都躲在爸爸睡前的房间里，独自站在房门口的位置啜泣，那时候的她30岁，结婚才10年。之后的岁月里，我们极少看到妈妈掉眼泪。
成年后，偶尔闲暇聊天时，我打趣地问妈妈：“嫁过来的那么多外省媳妇都跑路了，你咋不跑。有一个残疾儿子，老公又英年早逝了，这个家又那么穷，你为啥不跑掉”？起初，她的回答都是：“我脑子有病呗”。后来，她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想昧良心，当初人家活着的时候也待咱不薄，经常偷偷带东西回来给我开小灶，也没让咱饿过肚子。有一次你外公生病，还当掉家里唯一值钱的金戒指，让我带回去给老人家治病。想着人家生前对咱这么好，死了不能抛下孩子们走掉”。
实际上，在后来从邻居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里，我们才知道，当初爸爸晚婚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家里穷，实际上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街坊四邻其实都知道，所以本地女孩也不愿意嫁给她。这才苦了这个无知的外省女孩。直到爸爸去世后的好几年，妈妈都不知道爸爸是生的什么病，只知道是在肝的位置。家里也没人对她说起这些事，仿佛默认她不需要知道太多。爸爸去世前留下2万多块钱。弥留之际，他把三叔叫到跟前，让三叔帮忙保管其中的两万块钱，以借款的名义。每年的利息作为我们的家庭开支补贴。只留给我们母子四人几百块的生活资金。众人皆知：他是担心他死后妈妈会“卷款跑路”。每每想到这个时刻，我心里都在想：“我的妈！你这时候不跑，更待何时”。
实际上，妈妈并没有记恨过爸爸的不信任。在她看来，虽然爸爸陪伴这个家庭的时间太短，但在他有生之年里充分尽到了一个做丈夫、做女婿、做父亲的责任。
在我记忆里，他确实给与了我们力所能力的爱，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会带我们到镇上买新衣服，最后一次带我买的是一条浅粉色的短裙和一件白色T恤，那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条裙子。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套衣服的样式。那些年，我们也总能吃到应季的新鲜水果。
我唯一一次被爸爸骂是因为舍不得家里新生的小猫仔被送人，我站在领养人家后门大概十多米远的地方，一边哭，一边骂了半个多小时。猫妈妈是爸爸带回来给小卖店抓老鼠的，我此生与小猫的缘分就此结下，此后，我陆续养过不少于50只猫，都是由最初的那只猫妈妈繁衍下来的，猫猫们成了我童年最治愈的伴侣，在我难过哭泣的时候，有的小猫咪还会一直陪着我，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它们还把我当成自己的同类，其中有两只小猫会在大半夜叼来它抓的老鼠要分享给我吃，惊吓之余更多的是感动。这件事发生在爸爸去世的前一年，那时候他已很虚弱，经常白天都是躺在那张白色长椅上，我从邻居家哭完回来后，只是草草骂了我几句。也是唯一骂过我的一次。
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在我8岁前的回忆基本都是和爸爸的互动，可以说完全没有关于妈妈的。是因为在爸爸病倒之前，家里的一日三餐、我们的大事小情都是爸爸主导，那时妈妈负责缝纫衣服，爸爸负责其他家里的一切琐事。
在爸爸去世前，他特地让妈妈买了很多带鱼、鸡翅、瘦肉、排骨、芋头。他靠在躺椅上，一步一步教妈妈如何炸这些东西，从如何清洗、切多大块、裹多少炸粉、油温几成熟下锅、炸到什么程度可以捞出、复炸多久后完成。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着，因为这些都是闽南特色，也是小孩子们最爱的食物。更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必备的供品。所以，他认为妈妈必须学会这些。
此后，每一年除夕前一晚，阿妈妈都会炸这些爸爸教给她的食物，这个习惯保留至今。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常常问妈妈为什么她当初不跑路，那时候我是真心认为在这种家庭下，没有想过跑路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而且我满心觉得，觉得他在1989年跑掉，那就太好了。那我就不会出生了。
等到我30多岁，我才明白是什么坚定着妈妈留在这个家庭的信念。不单纯是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更多的是对于爸爸那10年的情感的回馈：藏在口袋里的葡萄面包、走30公里去买的辣椒粉、每一次入不敷出时去赊来的肉、当掉的金戒指、对娘家人的关爱等等都成了妈妈往后余生支撑下去的动力。那是一种无声、无形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有名字，我相信它就叫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