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对故乡的回忆却依然清晰，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比如此时，正值冬日，我记忆中的故乡是悠闲的。冬小麦已下种，油菜苗也冒出很高了；晚稻、山芋、各种豆类也都归仓；菜园里的萝卜、白菜长势喜人，够一家人一冬吃的了；圈里的猪更是又肥又壮，只等年关一到，就杀猪过年了……
悠闲的画面里，却有一些忙碌的身影，那是村里的姑娘、媳妇、婶子们三五成群的在做针线活。有织毛衣的，有绣花的，还有做鞋子的。她们总是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嘻嘻哈哈的聊着天。
我自幼顽皮，有点男孩子气，所以，起初我是不喜爱针线活的，当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姐妹们都会做时，母亲便开始催我跟她学。母亲说：“一个不会拿针（方言，即针线活）的女伢子，日后到婆家会受罪的。”其时，我才十多岁，哪能听得进母亲的这番教诲，所以，每到星期天仍旧还是在村里村外的疯玩。
但有件事却让我爱上了针线活。
那年的正月里，我们村里来了一个戏班子，唱了整整一个月的戏。因为这种犹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一样的地方戏，很多是不适合小孩子看的。所以，父亲便根据戏的剧情，选择性的带我们去看。有一场唱的是《木兰从军》，父亲早早就帮我们姐妹仨在离戏台很近的地方找了三个座位，他站在我们身后看。
父亲看戏的神情很专注，台上唱的人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词，父亲都认真的品味。我开始是抱着看热闹的劲头去的，但看到那披红挂绿的木兰从军前，在绣楼绣花的一幕时，忽然觉得好美，听着旁边的丫鬟夸奖：“小姐的女红真是越来越好了”那句，更是陶醉其中，我感觉自己被触动了。
“我也要做女红！”在回家的路上我对父亲说，父亲笑了，继而告诉我，这个“红”字应该读作“工”，女红即女工，过去是指女子所从事的工作。“那为什么写成女红呢？是因为这两个字书写起来更好看吗？”我天真地问父亲，父亲笑而不答。但我在心里却深深地爱上了这柔柔弱弱的两个字。
第二天，我便央求母亲教我绣花，母亲自是又把我数落一顿：“爬都没学会，就想学走路啦？绣花是细活，你连针都不会拿，还能绣好花？先从鞋垫学起吧！”母亲说完，便端来针线筐，从穿针引线教起。母亲教得认真，我学得也不敢马虎。只半天功夫，我就做好了一只鞋垫，到傍晚时，一双鞋垫做成功了。母亲很高兴，在向别人展示我做的鞋垫时，总是抑制不住那份喜悦：“看看我家阿群的手工，多好！第一双就做得这么好，真是手巧啊！”于是，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纷纷围过来看，纷纷夸奖我。
后来的我才知道，那时的农村，一个女孩的针线活和她的相貌是一样重要的，有时候上乘的针线活还可以为天资平平的容貌加几分呢，所以，家有未出嫁的闺女的母亲，都希望女儿能学得一手好针线活。而已嫁作人妇的女子，更是拼命地秀自己的手艺，因为在婆家，除了生育孩子外，衣服鞋帽之类的，自己样样都会做，那才是被人称道的好媳妇。
我那会儿是断然不管这些的，我只觉得会做女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一旦对某件事情发生了兴趣之后，你就会悟性顿开。所以，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会纳鞋底了，就是那种又厚又硬的千层底。我纳的鞋底的针线又匀称又细密，在村里被公认为数一数二的。接着，母亲又教我绣花。先是在手帕上绣，花型很简单，不是兰草就是桃花之类的。后来难度稍微加大，绣枕头，多是绣鸳鸯、喜鹊等色彩斑斓的图案。
最难绣的当数牡丹花，一对枕头绣下来，眼都花了，但我从不觉得累。只可惜绣好的那些枕头、台布都被母亲送人了，只留下几块手帕，也在前几年搬家时丢了。想想古戏里的手帕都是定情之物，难怪母亲没有将它们送人，而是给我留着，只是我未能领会母亲的意图，竟傻乎乎的一块也没送出去。
那时候的我除了爱做女工，也爱文字，我的笔下偶尔会有“女红”一词出现。我的性格似乎也变了，变得文静多了，短发也养成了长发，穿着风格也变了，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假小子”了。母亲说，你终于像个姑娘家的样子了。我说那当然，不然和我做的女红怎么般配呢？母亲说不是你说的那回事，将来你会明白的。
我一直也没明白母亲说的是哪回事，我只觉得会一点女红的生活还是相当有意思的。家里的靠枕、桌布都是我自己绣的。前几年我还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绣了一副很大的十字绣，是我喜爱的牡丹花。
我还很想做棉鞋，是那种软软的、暖和的棉鞋，但苦于没有鞋样子，于是，前段时间，去乡下看望父亲的时候，顺便在村上转转，看是否在哪家能碰到做鞋的人，跟她讨个鞋样子回来，遗憾的是，村里已难觅做针线活的姑娘、媳妇的身影了，也恐怕再没有人知道女红是什么了。
但是回城里之后，竟然在菜市场买到了鞋样子和做鞋的一套工具，而且做鞋的人还真不少。可我在故乡却无从找到它们的踪迹，只有那曾经的记忆还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我要重拾这份爱好，在心中再书写那柔柔弱弱的两个字——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