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表音表意的复合文字，例如汉字，有没有可能演化为简便直截的字母呢？确实可能。已知的古苏美尔楔文大约有1800个，与汉字的“左形右声”类似，苏美尔楔文往往通过形符与声符的复合来传递词意。但发展到波斯楔文，则仅有41个声符和少数表意符，属于拼音字母或半字母。无独有偶，现代广泛使用的拉丁字母脱胎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受腓尼基人传来的北方闪族字母启发而产生，北方闪族字母则与古埃及圣书字（hieroglyphs）密切相关。古埃及圣书字也是一种表音表意的复合文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原书》中说过：“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他认为“变者，天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情之竞趋简易”。康有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从埃及圣书字到腓尼基字母，再到希腊、拉丁字母，也不外由曲变直、由具象至抽象并去除装饰成分，与汉字的古今演变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章炳麟名著《文始》，其中提炼了《说文解字》中的独体字等，谓之初文或准初文，再通过韵部的对转、旁转产生“五六千名”。初文或准初文实质就是语源(etymology)。章氏径以《说文》独体字为语源，缺乏理据。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初文或准初文视为字母，以之畅想汉字字母化的另一种选择，即变化为类似日语假名的音节字母，而非拉丁式的音位字母。但为什么从殷墟甲文到现在的简化汉字，都保留着表意文字的性质而未演化为一种字母文字？我认为，汉语的孤立化进程决定了汉字的性质。现代汉语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孤立语，上古汉语（亦可称为原始汉语、汉藏共同语）却是有着丰富词形变化的屈折语。借用高本汉的说法，古代文献中尚可见到“变格”的遗迹。《论语》《孟子》中，吾、尔、之仅仅用于主格或属格，我、汝、其仅仅用于宾格或与格。孔子便只说：“从我者其由与”“吾道一以贯之” 。（我，宾格acc；吾，屬格gen。二者间变换主元音。）如果说英语正逐渐孤立而变为分析型语言，如与同为西日耳曼语的德语相比，现代英语的词形变化少得可怜，那么古汉语早在孔子以前就走完了孤立化的道路。方块汉字适应拥有数千看不出词形变化的单音节词的语言系统。如果汉语依然保留着丰富的词根形态变化，“六书”造字之法有时而穷，简便直截的字母便呼之欲出了。
《中庸》里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儒家大一统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字是表音表意的复合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较拼音字母更适合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众所周知，公元４－５世纪蛮族入侵后，原本罗马帝国各地的口语（俗拉丁语vulgar Latin）差异逐渐变大，在语音上体现为i与e不分、o与u混淆等。各地用拉丁字母拼写方音，遂演化为罗曼语族（Romanic branch）。如同一manus（手），意大利人拼写为mano，法兰西人拼写为main，葡萄牙人拼写为mao。鲜为人知的是，约与罗马帝国衰亡同时，当东晋（或南朝）与十六国（或北朝）对峙之际，汉语方言的分化也相当厉害。颜真卿五世祖、大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比如，当时南方人读钱为涎、以贱为羡。按照等韵学里的“守温三十六字母”，钱和贱在从母，涎和羡在邪母。则南方人多混淆声母。当时北方人读紫为姊。紫和姊今音无差别，在《切韵》中分属不同韵部，一为纸韵（支韵上声），一为旨韵（脂韵上声）。在诗经时代更是界域划然。寐就只与嚏押韵（脂韵，《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支就只与觽押韵（支韵，《芄兰》：“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则北方人多不讲究韵部。颜之推所说尚是南北方知识分子的读书音，实际的口语差异更为巨大。如果当时具备分立割据条件的河北、关中、陇西、荆襄、四川等地不使用表意的汉字而用字母拼写方音，恐怕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