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9章【自我】）

个体差异：儿童期中期至后期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后果

依据实验证据，一些研究阐述了自我表征及相关自我评价之个体差异的出现。从 James 的观点来看，那些具有天赋和/或在一些他们自认为重要的领域具有能力的儿童会拥有最为积极的自我评价。

而且，儿童中期至后期的父母养育行为仍然十分关键。父母或照料者的认可对于儿童的整体自我价值以及具体领域的能力感和胜任感都特别重要。Coopersmith 在他的研讨会上开创性地试图解答造成儿童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原因，对父母的社会化行为如何影响儿童的自尊进行阐述。高自尊儿童的父母通常：

（1）更包容、亲切，参与子女的活动

（2）坚持贯彻规则并鼓励儿童提高行为标准

（3）偏好采用非强制性的管教，与子女讨论他的行为不妥在哪里

（4）民主地考虑儿童对某些家庭决定的意见

更新的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支持，尤其是父母的认可和接纳，与儿童的高自尊和自认为可爱的感受相关。其他研究都以 Baumrind 的父母教养风格类型为基础，将这些风格类型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评价相联系。例如，Lamborn、Mounts、Steinberg 和 Dornbusch 的研究发现拥有权威型或民主型父母的儿童在社会和学术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都显著高于那些父母为独裁型或忽略型的儿童。

这些研究结果也与 Cooley 的理论和依恋理论一致。善意的社会化代理人愿意提供抚育、赞许、敏感、给予情感支持并鼓励大胆尝试，儿童会映射并最终内化这种支持，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

而另一些儿童在社会镜像中探索自己的形象时所看到的却可能是暗淡的自我。照料者缺少响应、抚育感、鼓励和认可，社会化代理人拒斥、惩罚或忽略儿童，这些都会导致儿童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象，感到自己不讨人喜欢、无能和普遍无价值。

大量证据表明，来自父母和重要他人的支持对儿童的自我评价（不论是领域特殊性评价还是整体评价）和总体自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父母和照料者的支持是整个儿童期整体自我价值感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但随着儿童的成长，其他支持资源也逐渐出现，同伴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可能会问“镜像镜像，哪个观点最重要？”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水平，众多研究得出四个支持来源：（1）父母；（2）教师；（3）同学；（4）密友。父母和同学的支持与整体自尊的相关最高。

为什么密友的支持对整体自尊的预测比较低呢？我们认为从定义上来说密友的支持力应该是很大的。此外，如果仔细审视一下不同重要他人的支持功能，我们可以发现，密友提供的支持通常都是理解、关心、对情绪敏感、帮助解答个人问题等。相反，同学的支持更符合 Mead 所谓的“概化他人”的概念，是对于个人能力、胜任力和价值更为客观的反馈。

在后文将要讨论的青春期部分中我们会看到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探讨平衡来自不同的重要他人的支持的复杂性问题。过往和现有研究都提出，从儿童后期到青春早期，父母支持的影响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同伴的影响不断增强。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内的当前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回到关于父母养育方式的重要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极端病理性影响这一主题。

遭受长期严重虐待的儿童仍然产生卑劣的自我意象，因为他们很难克服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得不经历重现和游离症，忍受持续的心理伤痛和症状。他们不仅构建起消极的自我知觉，而且从骨子里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父母提出的儿童无法达到的不切实际的过高标准也常常会导致这种消极的自我观。如此，客体我——不论是具体领域的自我知觉还是个人整体的自尊——都可能受到无法撤销的损害。

最后，再将社会化实践与进入新的认知发展阶段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化代理人会对这种新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如果环境不给予一定的支持，也可能会延迟新的认知发展阶段的到来。

我们可以想象正负性特征整合或者正负性情绪整合几乎得不到环境支持的情形。比如在某些育儿情境，儿童长期遭受严重虐待，家庭成员往往会强化儿童的负性评价，这些负性评价随后会被整合入自我意象，结果，家人很少帮助构建让儿童能够发展并整合正负自我评价的自我结构。此外，如果负性的自我评价成了自动化的过程，就会对变化形成更大的组抗。

由于得不到正负特征整合的正常支持，儿童在认知上得不到发展。

如果社会化代理人的绝大多数反馈都是消极的，这个年龄段（8-12岁）的儿童可能会停留在之前的全或无的思维水平，全盘否定自己的行为。此外，在情感水平上，大量研究表明，消极自我知觉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互关联，包含着低自尊和抑郁。抑郁症状包括乏力、表现为情感压抑的持久哀伤，以及无助感。抑郁症高度预示着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可能。因此，造成非常消极自我知觉的父母照料行为便置儿童于严重抑郁症的危险之境。

除了整合重要他人的观点，儿童还开始内化社会的标准和价值。

自己的外貌是否符合文化标准？是否具有吸引力？这些自我知觉对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少数认为自己拥有必须的外形特征的儿童体验到相对较高的自尊水平。

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外貌远远达不到文化理想标准的儿童体验着低自尊感和抑郁。

此外，相关的障碍还体现在女性的饮食紊乱行为中，尤其是某些人已经表现出危及生命的症状（如，厌食症）。

我们自己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貌的社会标准的认同会导致低自尊的产生，甚至预示着抑郁和饮食紊乱行为的产生。

最后，由于遗传因素而导致的外型特点如果不符合文化审美标准，也可能会导致这种模式，从而对变化形成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