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本书有两个误会。第一，买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副标题，以为是育儿指南。书到手后才发现，主题要严肃且沉重得多。第二，读完才发现，这本书讲的不是 “我们” 的孩子，而是 “他们” 的孩子。

寒门再难出贵子，已经是众人接受的现实。然而，在作者手术刀似的锐利剖析之下，一部关于机会不平等与孩子未来的生命纪实在眼前徐徐展开，震惊之余，也陷入思考。衰落的不仅仅是美国梦，值得借鉴思考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不管是他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总可以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

书中分析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几个方面，有普适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照和思考。不妨一一列举，细细对照。

儿童发育

儿童的成长环境及其生活经验，会影响而儿童早期发育的各个方面，从大脑结构的发育，到孩童的同情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不断叠加的，从胎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童年的早期。最重要的是，早期的人生经验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深入我们的行动基因中。最近的研究还发现，儿童的数学和语言能力早在学龄前就已经打下了基础，其更多地取决于同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人之间的非正式互动，而不是正式的训练。来自父母的认知刺激，是孩子们最有效的学习手段。

神经科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在新近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我们大脑有一系列尤其重要的技能，他们称之为 “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 ” ，比如注意力集中、冲动控制、心理韧性、短期记忆等。这些功能由我们的大脑前额皮层所控制。在正常情况下，只要照料者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么孩子的大脑执行能力在其3-5岁之间就会有特别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孩子在此期间受到虐待，长时间面临高度的精神压力，那么他们的大脑执行功能就有可能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也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孩童在其成长期所获得的能力是基础性的，这些能力越发达，他们今后的学习就越高效。正是因此，孩童时代的成长经验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他们的大脑也越来越定型，要改变也就越来越难。与其到青少年时代再严加管束，不如在学龄前就介入，这时的教育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在儿童发育之初，智商和情商的发展必定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勇敢、敏锐、乐观、自控力、责任心、心理稳定，凡此种种被称为非认知性技艺的能力，对个人成功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容小觑的。非认知性能力越强，则在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大学人学、工作就业以及家庭收入上的表现就越好。总之，在预测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时，非认知性能力同认知性能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中，较之于前工业化和工业化时期，非认知性的情商只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既然父母的早教是如此重要，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孩子如果幸运地遇到了负责人的爱心家长，那么他们就更有机会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相反，如果家长疏于管教，任由孩子暴露在压力之下，就会堵塞孩子的成功之路。恶性压力对大脑发育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程度同样是骇人听闻的。面对压力时，人会做出反应，比如肾上腺素、血压、心率、血糖、应激激素会在短时间内飙升，这本身代表着一种高效运转的人体防御机制，它由漫长的生物进化所形成，所有的动物物种都通过这一机制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适度的压力并不必然是有害的，在父母的关照之下，压力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压力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应对能力。但是，长时期的高压，特别是没有辅之以关爱孩子的家长，就会干绕大脑最基本的执行功能。但麻烦的是，大脑的各个部分之所以可以协调运转，应对挑战并且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的执行功能。正是因此，儿童如果成长在恶性压力之中，就会很难集中自己的经历并控制冲动的行为，也不太服从管教。极端的高压还会造成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变化，从深层破坏大脑发育，改变大脑的结构组织。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暴力虐待，凡此种种都会让孩子承受恶性压力，由此让孩子的身心发生看得见的病变，导致他们在学习、行为以及身体和心智健康方面的终身困难，具体表现为抑郁症、酗酒成瘾、肥胖症和心脏病。

做母亲的哪怕只是从语言上长期虐待其子女，都有可能导致孩子大脑组织的损伤。若是成长于父母的日常语言暴力中，这样的孩子在进入青少年阶段后更容易显现出抑郁、焦虑或孤僻的症状。（本人深有体会）。父母如果同孩子关系融洽，平时周全呵护自己的子女，那么就有助于培养孩子的韧性，能够缓冲原本可能会把青少年击倒的压力。这些在幼年时养成的认知和情绪控制能力，特别是自控力和意志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在学校的表现。一项跟踪实验表明，从孩子七岁开始就有意识地锻炼他们的社会交往技巧，比如分工合作和倾听他人谈话，培养他们的社会信任度，未来就可以有效地增加孩子的社会机遇。

比跟踪实验更具说服力的是生物学佐证。以上论述在《The Self-Driven Child 》中有更为科学的论述。我们要知道孩子大脑中做决策的到底是谁，以及调节压力、控制冲动的最重要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前额皮质，前额皮质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部分，这是我们发展出语言、逻辑和推理能力的部分，这个地方叫做领航员。如果你是用前额皮质进行决策并引领生活的话， 那么你是冷静理智的，你是可以控制和约束自己的。前额皮质有个特点，就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掉线了。举个例子，你在吵架或生气的时候，会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压力太大掉线了。

如果它掉线了，谁接手呢？就是脑子中间后边这部分，叫做杏仁核。杏仁核是情绪化的。孩子压力过大的时候，如果他放弃了前额皮质的管控，他就变得易怒，他会大喊大叫或者躲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此刻掌控他大脑的是杏仁核，而如果他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下，这些压力就会分泌更多的压力荷尔蒙。健康的压力反应状况是这样：就是压力荷尔蒙迅速上升，随后又能迅速恢复，这是比较健康的压力状况，一旦压力荷尔蒙不能快速回落就会出问题。如果压力持续存在，肾上腺就会进一步分泌皮质醇，皮质醇就像是身体为了长期作战而引入的援军，它的浓度在人体内慢慢上升，以帮助身体应对压力。

如果有只斑马遭遇了狮子的袭击，但有幸逃脱，它的皮质醇水平会在45分钟之内恢复正常。相比之下，人类体内的高浓度皮质醇会一次保留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这就很容易出问题。长期较高的皮质醇水平会弱化海马体里的细胞并最终杀死它们，而海马体是创造与存储记忆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急性压力下，学生会产生学习上的种种困难。

为人父母之道

关于什么是最佳的为人父母之道，美国人的观念在过去60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二战之后，提倡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转为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新的教育理念最先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接纳，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有着优秀的表现。

金钱投资

在父母开支的总预算中，孩子的两个成长阶段增幅最大：首先是学龄前教育，其次是读大学阶段。据我们目前所知，这一头一尾的两个阶段是尤其重要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上行流动。父母只要负担得起就在这两个阶段进行私人投资，以求为孩子谋得进入社会时的更大优势。

时间投入

阶级差异的加剧主要表现在 “睡前故事时间” 上：换言之，也就是用在儿童发展活动上的时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通常会更积极地实践精耕细作的教育，特别强调要花时间同孩子相处，认为父亲也要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学校条件（课外活动）

作者花了大篇幅来强调课外活动的重要性。现有的研究早已给出了众口一致的判断，参与课外活动会给孩子成长带来看得见得好处，即软实力的培养。例如，坚韧不拔的习性、自律精神、团队合作、领导力以及公民参与意识。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能理解到这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支持孩子参与课外活动。长期参与课外活动的孩子，不但读书期间有上佳的表现，在踏入社会后也能走得更远。即便在控制了家庭背景、认知能力和其他种种变量后，课外活动和优秀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清晰可辨。与学业表现最相关的课外活动还是体育运动。也就是说，四肢强健者，大脑也发达。

为什么课外活动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学者们给出了很多种回答：提升自信心，有效地运用了时间、积极的同辈竞争效应等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答案，就是在参与课外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解除到家人以外的友爱成年人——球队教练或其他知道老师经常担当起孩子的人生导师。参与课外活动的最大一处仍是软实力和人格的养成，而这恰恰是教育改革先贤们当年创设课外活动的良苦初衷。

很多研究者相信，在解释学生在校表现以及毕业十年后的经济收入时，软实力和课外活动的意义并不亚于知识能力以及在校时的学习成绩。原因不难理解，现如今的雇主在招聘员工时越来越重视非认知维度的性格，比如工作习惯以及同他人合作无间的能力。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这些非认知性的能力甚至更重要。

社会关系网

社会科学家经常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词来形容社会关联度——所谓社会资本，既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熟人这些非正式的关系，也包括对公民组织、宗教机构、运动团体、志愿者协会的参与。现有的研究已经反复证明，社会资本乃是预判个人和社区之幸福程度的一项强指标。社区纽带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体现在许多方面，健康、幸福、教育水平、公共安全，儿童福利，都难免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也会拥有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相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朋友的核心圈子，在整个大社会中也同样如此。

除了在紧要关头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质依靠的强关系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拥有范围更广的弱关系。换言之，他们的朋友圈更大，也更多元化。这样的弱关系可以增进社会流动，也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以及未来的经济收入，原因很简单，有了此类关系，上层阶级的家庭就可以利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支持，而对于来自贫穷家庭的家长和孩子来说，这种资源是难以想象，也无力触及的。

上层阶级的父母可以引领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结识专业人士，这些孩子可以建立更多的弱关系。反过来，工人阶级孩子的社交圈通常仅限于亲戚和社区内的同龄小孩，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形成正能量的弱关系。当孩子要读大学时，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选择专业，如何制定自己的事业规划，上层阶级的孩子通常有各种各样的非正式参谋——家人，老师、社会人士；而穷人家的孩子却只能求助于大家庭内部的一两个直系亲属，其中绝大多数连大学的门都没有进过。简言之，上层阶级家庭的社会关系网放大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资产，进一步确保了他们的孩子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以上是从书中抽丝剥茧而出的育儿常识。而本书成书的初衷在于对阶级固化的反思和对路在何方的求索。

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

经济要发展，生产力要进步，国家总是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才，浪费人才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机会鸿沟让我们所有人都承担起实物成本，而且还要浪费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在全球化的时代，对穷孩子的投资不足甚至会导致更大的代价，因为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在雇主的需求和低技术工人的能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技能不匹配。这就会导致低教育程度者得效能递减，最终会放缓经济增长。当我们置位数众多的美国青年于不顾时，我们将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而支付极为昂贵的代价。

何谓民主，归根到底要求每位公民对公共决策都有平等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遍，至少是广泛的选举，同时要有自下而上的草根公民参与。影响政治的还有其他种种渠道，比如金钱，但这些渠道越是强大，越是在公民之间分配不平均，则选举和草根参与就越发重要，成为    确保我们不至于原理民主的前提。

政治行为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政治参与的一条铁律：有钱且高知的公民，比起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公民，总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更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公民技艺，同时也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由是观之，对于美国的民主而言，日渐扩张的机会鸿沟意味着什么呢？上层阶级的孩子更有自信，相信他们能够影响到政府，穷孩子就不太可能这样认为，而他们对政治的幻灭也在情理之中。

在国内，是否参与公共事务这件事，没啥好担心的。但是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与美国有相反的效应。毕竟，如果将来有一半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上不了高中，那么中国的 “低技术工人” 的水平应该是全世界最高。毕竟这些孩子年幼时享受的教育资源都是本文前面罗列的最高配置。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