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说过六经各自的缺点，或者说是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
《诗经》会让人变傻，“愚”——诗人嘛，疯疯癫癫甚至自杀都很常见。诗里面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可以恨得食肉寝皮，但生活中不能这么极端；
《尚书》里面有很多虚假不可靠的东西，“诬”。因为太古老了，难免有后人杜撰的东西掺进去；
《乐》骨子里是奢靡的，因为能养得起乐队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投资太大了。太喜欢音乐的人容易败家；
《易经》容易流于骗人、害人，“贼”。以算命为生的，很容易走到这一步。再沉迷得深了，就容易搞成邪教；
《礼》的缺点是过于“烦”，教条的东西太多。要是人都原封不动地按照《礼》来办事，日子都没法过了；
《春秋》的缺点是“乱”，因为春秋史的特征，就是列国都没规矩了，内部是各种政变内战，外部是各种斗气的混战。
这说法有点颠覆性。古代的儒家大师，乃至今天的研究者，都不太敢说“六经”的坏话，也很少注意到孔子对“六经”的这些批评。反倒是“六经”的老祖宗孔子最清醒。
怎么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用现在的话就叫“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老想把书本上的某句话直接照搬到现实里面来。孔子爱讲“权”，这个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变，是做事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环境、背景。
具体到“六经”，孔子有一套标准，为了对付《诗经》的愚，人应该“温柔敦厚”，不要太情绪化；对付《尚书》的诬，人应该“疏通知远”，就是别拿古书太当真，用生活常识来驾驭古史里那些过于离奇的东西；对付《乐》的奢靡，人应该“广博易良”，就是兴趣广泛一点，考虑的问题多一点；对付《易经》的贼，人应该“洁静精微”，别老想用占卜算命追求功利性的目标；对付《礼》的烦，人应该“恭俭庄敬”，既老实诚恳，又知道节俭和简约；对付《春秋》的乱，人应该“属辞比事”，就是要了解历史事件的具体背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理解前人做那些离奇的事情，是有他不得已的大环境。
但在孔子之后，儒家还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因为能驾驭“六经”的人还是太少，教条主义者还是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