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的旧时光

腊八一过,年就撵着脚后跟来了。

那时候的年,是从腊月十八“打屋尘”真正开始的。天刚蒙蒙亮,爸爸就起床了,在院里那棵老榆树下转悠,挑一根最长的竹竿。我妈在灶房里烧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冒着白气,整个院子都暖烘烘的。

“这根行,够长。”爸爸自言自语,拿柴刀削掉竹竿上的枝枝杈杈,又从后院砍来几根竹丝,用细麻绳牢牢绑在竿头。

我跟在屁股后头,仰着脖子看。我爸说:“站远点,灰掉眼里够你受的。”我退了两步,又悄悄往前挪一步。

打屋尘开始了。爸爸举着竹竿,从堂屋的角落开始,一下一下拂过去。楼板底下那些黑乎乎的蜘蛛网,被竹丝一碰,就裹成灰团掉下来。我妈在底下用旧报纸接着,接不住的,落了一地灰。

“一年了,屋顶上攒了多少脏东西。”我妈一边扫一边说,“扫干净了,财神爷才愿意进门。”

这个理儿我懂。村里老人都这么说——屋子干净了,福气才住得下。

拂完灰尘,就是洗洗刷刷。我妈把家里的桌子板凳全搬到院里,打来井水,一块旧抹布蘸着水,一条缝一条缝地擦。那年月没啥好家具,一张八仙桌,四条长板凳,两把椅子,擦得木头纹路都露出来了,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门窗也要擦。我爸踩着梯子,把门框上去年贴的春联边边角角撕干净。我哥端着脸盆在下头接着,我姐拿干布子候着,擦完一扇就赶紧抹干,怕风吹裂了。

一直忙到太阳偏西。我妈进屋转了一圈,点点头:“行了,亮堂堂的,过年的样子有了。”

可我知道,这才是个开头。真正的累活,在后头呢。

腊月二十,天没亮我妈就起来了。她头天晚上就把石磨刷了三遍,磨眼里塞着旧布条,怕进灰。三十斤大米淘洗干净,泡在大木盆里,水清汪汪的,米粒白白胖胖。

“起来磨米浆了!”我妈一声喊,我和哥姐从被窝里爬出来,牙都没刷,哈着白气跑到磨房。

石磨上下两扇,磨齿磨得有些平了,我妈说这磨比她岁数都大。我姐先上手,两腿扎个马步,握住磨担,推起来。我哥往磨眼里添米添水,一勺米,半勺水,不多不少。

石磨吱呀吱呀转起来,声音闷闷的,慢悠悠的,像老爷子哼老戏。磨缝里慢慢渗出米浆,白花花的,顺着磨槽往下淌,滴答滴答落在木桶里。

“该我了!”我抢上去,两手握着磨担使劲推。推了没几圈,胳膊就开始发酸,像是扛了半袋谷子。越推越重,手心冒汗,磨担都有点抓不牢。我妈在旁边看着笑:“使蛮劲不行,得匀着来,一圈是一圈。”

我咬着牙又推了几十圈,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像不是自己的了。回头看看木桶,米浆才铺了个底儿。

“这才哪到哪,三十斤米呢。”我哥笑话我,接过去继续推。

三个人轮着来,你推累了换我,我推累了换他。石磨吱呀吱呀,从早唱到晚。胳膊酸了换只手,腰疼了挺一挺,没人喊停。那年月干活就是这样,没人娇气,也没空娇气。

天黑下来的时候,木桶终于满了。白花花的米浆,稠乎乎的,散发着米香。我妈舀起一勺看看,笑了:“好浆,做出来的发糕准好吃。”

我揉着胳膊,看着那一大桶米浆,心里真有点美。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吃上白米发糕。累归累,值。

做豆腐也是磨的活儿,不过磨的是黄豆。三十斤黄豆泡发,比大米还沉。我爸在磨担上又加了一根绳子,吊在房梁上,这样推起来轻省些。

“吊磨省力,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我爸说。

磨豆浆比磨米浆还累。黄豆硬,磨起来嘎吱嘎吱响,像嚼砂子。石磨转起来更沉,磨几圈就得歇口气。豆浆从磨缝里挤出来,带着细密的泡沫,豆腥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那几天,全院就听见石磨响。东家磨,西家也磨,吱呀声连成一片,比平时热闹多了。


腊月二十六前后,杀年猪。

那年月粮食金贵,人都吃不饱,哪有太多东西喂猪。我家养了六个孩子,张嘴就是六碗饭,剩饭剩菜根本不够。我妈每天打猪草,掺点米糠,和着刷锅水,猪就这么将就着吃。养一年,能长到五六十斤就算不错了。

我家除了养一头母猪生猪崽卖钱,还得往收购站交一头肉猪。收购站要求至少六十五斤,那得多喂粮食,多费工夫。剩下自家杀的年猪,一般就五十来斤,有时候还不到。

杀猪那天,天没亮就听见猪叫。我不敢看,躲在灶房里帮我妈烧火。等杀猪匠把肉收拾干净,我妈切了一刀五花肉,厚厚实实的,扔进铁锅炖。

那个肉香啊,顺着烟囱飘出去,满村子都闻得到。

炖了一上午,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油泡,筷子一戳就透。我妈捞出来,切成巴掌大的方块,一人一块,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我一口气吃完,连盘子底的油都用馒头蘸干净了。那口肉,那个香,到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一整年没吃过几回肉,过年这一顿,真能把一年的馋虫都喂饱。

我妈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眼圈有点红:“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

二叔的字写得好,远近都知道。

进了腊月二十,就有人拿着红纸找上门来。这个说“二叔,帮写副对子”,那个说“二哥,今年还写去年的内容就行”。二叔来者不拒,铺开桌子就写。

我和我哥帮着打下手。把红纸裁好,一副对联裁三张——上下联加横批。二叔写字快,一手握笔,蘸饱墨,刷刷刷,一笔下去不带停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眨眼功夫就写好一副。

写好的春联摊在地上晾着,一屋子红彤彤的。我们哥俩端着春联到火炉边烤,不能靠太近,怕烤焦;也不能太远,半天不干。两只手倒换着,一张一张翻,火光照得脸发烫。

有时候二叔写到兴头上,一口气写几十副,我们就得忙活大半天。手都烤红了,胳膊也举酸了,可看着满屋子的春联,心里说不出的舒坦。

“看看,咱村的春联,差不多都是二叔写的。”我哥挺着胸脯说。

那年月不像现在,啥都能买到。手写的春联,一笔一划都有温度。乡亲们拿回去贴在门上,红纸黑字,过年就有了精气神。

大年三十,最忙也最盼。

一大早我妈就开始做年夜饭。灶上的铁锅就没闲着,炖鸡、烧肉、炒菜,热气把灶房蒸得像仙境。我爹在院里劈柴,一斧子下去,木柴咔一声裂开,码得整整齐齐。

吃过午饭,就开始贴春联了。我爸用面粉打一盆浆糊,我搬着梯子跟在后面。他贴一张,我退后两步看看正不正。

“高了高了。”我说。

“哪儿高了?你看这梁不正。”

“往左来点,再往左,多了多了,往右回一点。”

我妈站在院里喊:“你俩磨蹭啥呢,贴个对子也半天。”

贴完春联,整个院子一下就红了。门框红了,窗户红了,连院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榆树都挂上了红纸——我妈说那叫“挂红”,图个吉利。

下午三点多,我爸把肉、馒头、酒装进竹篮,带着我们去上坟。走到半山腰,风呼呼的,坟前的枯草被吹得东倒西歪。

我爸蹲下来,摆上供品,倒三盅酒,点上香。然后蹲在那不说话,就那么蹲着。我们都知道,他在跟地下的爷爷奶奶说话。

“爸,妈,过年了,给你们送点吃的。”他声音不大,风一吹就散了。

回来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在冒烟。村子里飘着肉香、菜香、还有鞭炮的火药味,混在一起,就是过年的味道。

年夜饭摆上桌了,满满当当一桌子。鸡肉、猪肉、鱼——鱼是不能吃的,得留着,叫“年年有余”。还有我妈做的发糕、豆腐,自己腌的咸菜,虽说不上多丰盛,可看着就喜庆。

我爸坐下,先不说话,端起酒杯朝门外举了举,嘴里念叨两句,才招呼我们:“行了,吃吧。”

我妈赶紧交代:“过年了,说话注意。打碎了碗说‘岁岁平安’,酒盅里留一点叫‘有吃有余’,洗漱睡觉叫‘享福’。不许说丧气话,不许哭,不许骂人。”

我哥嘴快:“知道知道,年年都这几句。”

我妈瞪他一眼:“知道就好。”

正吃着,我姐不小心把筷子碰掉了,啪嗒一声掉地上。她脸一下白了,赶紧捡起来。我妈笑着说:“没事没事,落地开花,富贵荣华。”

吃完饭,我爸说:“分岁了,都大了一岁。”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红纸包,一人一个。里头包着几毛钱,崭新的票子,是专门去信用社换的。

我把红包揣进兜里,拍拍,硬硬的,心里踏实。

除夕夜,我们几个孩子打着纸糊的灯笼满村跑。东家串西家,这家抓把花生,那家塞块糖。灯笼在夜色里晃来晃去,像萤火虫。

大人们坐在火炉边拉家常,嗑瓜子,喝米酒。火塘里的柴火噼啪响,映得人脸亮堂堂的。谁家放了一挂鞭炮,响半天,狗跟着叫。

玩到后半夜,我困得眼皮打架,被我妈拉回去。她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擦脚,把我搂在怀里:“享福喽,回来享福喽。”

我迷迷糊糊应了一声,钻进被窝。被子是白天晒过的,有太阳的味道。

“乖乖睡,明早起来又大一岁。”

我妈把灯吹了。窗外还有零星的鞭炮声,远远近近的,像年迈的老人咳嗽,一声接一声。

那是我睡过最踏实的觉。

如今日子好过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穿什么买什么,可年味却淡了。石磨不见了,春联是印刷的,猪也不杀了,年夜饭在饭店吃。

有时候想想,那些年虽然穷,可穷得有味道。打屋尘、推磨、写春联、杀年猪,一样一样都是亲手做的,一点一点都是盼来的。

现在的年,来得太快,也走得太快。

那些石磨吱呀吱呀的声音,那些满屋子的墨香,那些守在灶台边等肉吃的日子,都留在记忆里了。像我妈说的,屋子干净了福气才住得下。

我想,心干净了,那些好日子也住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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