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酒德颂》之名，最早见于《世说新语·文学下》，其文说：“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其全篇最早则见于南朝梁刘孝标（刘峻，字孝标）所注引的《竹林七贤论》。

稍后，同时代的萧统在组织编纂《文选》时，也同样收录了刘伶的这篇《酒德颂》。当然，后来广泛流传开来的《酒德颂》，原本还是来自《晋书》的转录。如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所收刘伶《酒德颂》，还有明梅鼎祚《西晋文纪》所收的刘伶《酒德颂》，都是来自《晋书》。

当然，《晋书》中所收录的《酒德颂》，也是来自刘孝标所注引的《竹林七贤论》和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只是“择其善而从”罢了。

那么，问题来了，刘伶所著《酒德颂》，其通篇魅力到底又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说，在魏晋名士贤达中，都知道，刘伶“狂饮”，以酒为名。同时，通过以前的叙述，我们又知道，刘伶醉酒，其实又不单单是为醉酒而醉酒。

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酒徒”。他在醉酒的状态里，无不彰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性。同时在他在醉酒状态中，也无不彰显和体味着他所推崇的老庄思想。他是唯一在醒中醉，又在醉中醒的历史人物。

即所谓“伯伦（刘伶字伯伦）抱匡济之才，蒿目时艰，然位不过参军，手无尺寸之柄。欲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又虑直言贾祸，于是不得已而逃于酒，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中之块垒，终日在醉乡中。”

只是，清乾隆年间，安肃（今保定市徐水区）县令谢昌言这段对刘伶的评价，其实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几年后，“终日在醉乡中”的刘伶，便突然北上武遂（属今保定市徐水区内），访问好友张华，又恰恰说明他并非只“逃于酒”。实质上，是他在当时张华所镇守的“北疆”（今徐水及以北的广大地区），看到了他在曾经服役过的建威之地都未曾见到过的理想景象。

这当然是后话，接下来，我们还会重点说到。

在这里，我们想重点说到的是，在刘伶所著只有188个字的《酒德颂》中，便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两种状态：一种是为坚守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而“逃于酒”；一种则是借助“醉酒”，可以更好地体味、认知庄子思想的真谛。

作为一篇“意气所寄”的短篇，这也正是《酒德颂》留给后人的魅力所在。

其次，刘伶与他所著《酒德颂》，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统一。或者说，在一篇《酒德颂》中，刘伶让人们到处都能找到他自己的影子。正所谓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表里如一。这也正是当时刘伶要著《酒德颂》，公开表达与当时黑暗统治彻底决裂的“檄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