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红华

记忆的规律，越往前越清晰。一张相片，在回忆中愈发具体而生动，成为这个午后瞬间的亲昵飨宴。       

                                ——题记

我长久地看着一张相片。

从安徽合肥二姑微信里传过来的这张相片，原件略显斑驳老旧，我猜想，这是96岁的奶奶一直保存下来，二姑无意间整理发现的。估计我们这边肯定不会有，确乎珍贵，就发给了我。

这张相片，显然是照相馆拍的，背景有些模糊黑，左偏中一点是毛主席的挂相，仔细辨看，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下面是一座雕栏玉砌的桥，代表着那个年代照相馆的典型场景和时代意义。

第一眼看到这张相片，是惊喜，又是欣喜。我年轻的母亲，从没有看到过的，还有两个孩子——我和我哥哥。

最容易识别的，是我母亲。浓眉，双眼皮，圆脸，白净，微胖，面带轻松的微笑，洋溢着幸福的年轻母亲。

我的母亲名叫国仙，是小源看鸭人老费的女儿。她在乡村里长大，住在村口临街的泥房子里，门前是一棵老樟树，几米外是一条小溪。她母亲据说在她穿开裆裤时就跟父亲分开，是村里拔秧种田的一把好手，所以年轻的国仙卷起裤脚，整齐划一的秧苗，就向她前方延伸开去，干起活来，比着她母亲。她过着乡村姑娘家干农活的体面，可谓不愁嫁。

这种体面是她母亲精心炮制的结果。我的外婆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却是个大美人。她身材娇小，面庞清秀，黑色短发上夹个簪子，什么时候都弄得很清爽，每次在灶头上煮鸡蛋给我吃，我都忍不住多看她几眼。

母亲的体面也赢得我奶奶的欢心。当然，我父亲看中的可能是她的脸蛋。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就像家门口纠缠不清的瓜藤，每天都为干不完的活而争吵不休。有一次，母亲将整个的竹编架子推倒，那么多蚕宝宝和嘴里的桑叶一起散了一地，吓得站在门槛上的我，赶紧逃了出去。之后几天，家里偃旗息鼓，异常平静。父亲难得耳根清净了几天，但活儿太累了，又不会做饭，他这才想起女人的好来，屁颠屁颠地跑去我外婆家，求着我母亲。我母亲也惦记着眼看有收成的蚕，和她憨憨的大儿子，她说，“你最好不要来。你也就这点本事了。”

但他们从不为我们读书的事情争吵。母亲每个星期天早上，就到供销社去买榨菜皮，顺便称点肉，做榨菜皮，或是干菜肉，用两个罐子装好，让我们带去学校吃。

更多时候，是怕我们吃厌，直接塞钱给我哥哥，嘱咐他到学校食堂买点菜补充一下。在我们的中学时代，这种待遇何其难得。

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母亲的灶间，她用灶头烧饭，为我做油盐锅巴。她会倒一点酒，说是陪我喝点，其实还是我陪母亲和父亲喝点。据村里母亲的老姐妹讲，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白酒是可以用大碗干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也就这几年，她才开始沾酒。我突然想，母亲不喝酒，也许是想压住自己的脾气，安定了这个家吧。

中间这个瘦小男孩，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我了。伸出半个舌头，捋起两只袖子，前额流汗还湿了发，与右边国字脸、抿着嘴、憨憨的哥哥一比，完全是一副调皮捣蛋的样子。

“我弟弟不用钱的，给他五毛，他也不要。”我哥摸着我的头，对站在学校广播室里的校长说。他拉我上二楼走廊，看全校几百人做广播操，但他并没有叫我学着做，只是叫我看看，好像是让下面做操的同学们，都能看到我们兄弟俩，也算是一种荣耀。

后来我接了我哥的班，又播放了三年的校广播。至于每周五块钱的伙食费，即使节约下来，我也没向哥哥讨过一分钱。我是多么憨厚的一个孩子啊，与哥哥的性情简直是相通的。

中饭，哥哥有时候只买一份青菜，请食堂阿姨多舀一瓢菜汤，我们就用汤下饭，顺便吃几片榨菜皮，就算一餐了。晚上这一餐，才分着青菜吃，也不觉得有什么，比绝大多数吃霉干菜的同学，有趣多了。

我们一起去蒸晚饭，跑过操场，气喘吁吁地上岭，过教室宿舍前，又下好多台阶，一路欢快地跑，共度了三年快活的时光。

我也曾好几次晚上梦游，哥哥总是寻遍了学校，他的哭声漫过夜色，在大槐树下停留，在四合院台阶上踟蹰，让蹲在某个角落的我，终于看清了熟悉的身影，也让哥哥破涕为笑。

有一段时间，我身上长疮，赤身裸体地躺在广播室的下铺，哥哥每天为我擦洗，换药，有时候背着我去学校医务室打针、配药。课间怕我孤单，又跑过来陪我一会儿。大半个学期的时间，也一定耽误了已高三的他不少功课。

独轮车出栏粪，肩上压着皮带的是我哥哥；父亲拿着竹片要打人的时候，叫我快跑，自己站在不动的是我哥哥；大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外国文学的是我哥哥……

如今，憨憨的哥哥啊，离我而去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明，我一定捧着鲜花，来到你身边，为你点上一支烟，陪你一会儿。

写到这里，请原谅，我又一次泪流满面了。

这个午后，这张珍贵合影，成全了我的若干记忆，以及所有的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