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名士传》所录“中朝名士”的结局如何？
《世说新语•言语》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昏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译文】
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正在京都洛阳掌管朝政，成都王于是起兵图谋取代他。长沙王平素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凡是在朝居官的，人人感到不安和疑惧。乐广在朝廷中既确有威望，又和成都王有姻亲关系，一些小人就在长沙王跟前说他的坏话。长沙王为这事曾经查问过乐广，乐广神色很自然，从容地回答说：“我难道会用五个儿子去换一个女儿？”长沙王从此一块石头落了地，不再怀疑和顾虑他。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今河南南阳人。
乐广是西晋时期名士，因曾任尚书令，被后人称为“乐令”。
01 出身寒门的中朝名士如何因忧虑离世。
乐广出身寒门，早年即有重名，受卫瓘、王戎、裴楷等人欣赏，因而得入仕途。
历任元城令、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侍中、河南尹等职。
后任尚书左、右仆射，又代王戎为尚书令。
乐广与王衍同为西晋清谈领袖，袁宏在《名士传》中以乐广等人为“中朝名士”。
卫瓘曾称赞他“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
乐广亦善书法 ，有文集二卷，今已佚。
02 早而闻名，清谈领袖，柔而有刚。
乐广的父亲乐方曾任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参军。
乐广八岁的时候，夏侯玄在路上常看到他，就叫他过来和他谈话，回去后和乐方说：“刚刚看见乐广的神姿爽朗通脱，以后肯定会成为名士。”
乐方很早就去世，乐广一人孤单寒贫，寄居在山阳，家境贫寒致力学业，没有人了解他。
他的性格谦和节俭，有远见，很少有贪图享乐的要求，与人无争。
尤其善于言谈议论，常常用简明的语言分析事理，来让别人心里满意，他不懂的事，就沉默不说。
裴楷曾经请乐广与他一起清谈，二人从早到晚的讨论，互相钦佩，裴楷叹息说：“这是我无法比的。”
王戎任荆州刺史时，听说夏侯玄曾经如此叹赏乐广，便举其为秀才。
裴楷又把乐广推荐给太尉贾充，贾充于是辟其为掾属，又调任太子舍人。
尚书令卫瓘，在朝中德高望重，曾与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一同谈论，他在见到乐广后认为他是奇才，感叹道：“我以为正始名士以后再也听不到如此微言大义了，可是现在竟又在您这里听到了这样的话。”
他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到乐广那里去，对他们说：“乐广这个人就像是水一样的镜子，见到他感到他的如玉石的光彩，像是云雾散开看见了青天一样。”
王衍也说：“我和别人说话已经觉得很简练了，但是遇到乐广，还是觉得啰嗦！”他就是被有见识的人如此称赞。
他后来出补元城县令，又入朝任中书侍郎，调任太子中庶子、侍中、河南尹。
乐广为政，在当时没有什么功绩和声誉，但当他离职后，他的遗爱总是被人思念。
他评价人，一定先说他的优点，那么这人的短处不用他说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人有过失，乐广先宽恕他，然后善恶就分明显露出来了。
他与王衍都寄情于尘世之外，名重当时。
所以当时天下都将乐广与王衍推崇为清谈领袖。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黜关押至金墉城，朝廷诏令太子的旧臣不许辞送，众人都忍不住愤慨叹息，全都违反诏令前往拜辞。
司隶校尉满奋将众人逮捕送到牢狱。其中被押送到河南牢狱的人，乐广把他们全部释放送走，众人都为乐广感到担忧。
都官从事孙琰对贾谧说：“之所以把太子废黜遣送，是因为他作恶多端。现在太子东宫的臣僚冒着犯罪的危险与太子告别，而对他们严厉处罚，这事广为流传，反而宣扬了太子的美德，不如释放他们。”
贾谧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没有处罚乐广。
乐广后来迁任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因东安王司马繇将担任尚书仆射，朝廷于是转乐广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
又接替王戎任尚书令，当年是王戎举荐乐广，而乐广最终接替王戎，时人都以此为美谈。
成都王司马颖是乐广的女婿。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颖进攻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司马乂怀疑乐广会叛变，乐广缓缓答道：“我怎么会用我五儿子的生命换一个女儿？”司马乂还是不放心。
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丙午，2月29日，乐广终因忧虑而去世。
荀藩听说乐广无法幸免于难后，为他而流泪。
03 名士与中朝名士。
东晋的袁宏曾写过一篇《名士论》，将东晋以前的名士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
正始名士，是指活跃在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他们首倡玄学、清谈，算是魏晋名士的鼻祖。
竹林名士，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
东晋人称西晋为中朝，所谓中朝名士主要就是指太康、元康年间活跃的名士，主要是裴楷、乐广、王衍、庾敳、阮瞻、卫玠、谢鲲等人。
不同时期的魏晋名士，命运有很大不同。
正始名士的下场很不好。何晏是被司马懿杀掉的，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杀掉的，王弼被免官，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竹林名士的下场也不好。
司马家宣扬要以名教立国、以孝治天下，但是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明着跟司马家作对，因此被司马昭找了个借口，杀掉了。
嵇康临刑，三千太学士替他求情，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不仅加速嵇康的死亡，更将其他名士推到一个凶险的境地：做视名教蔑如的张狂名士，还是做效忠司马氏的臣子，两者不可兼容，选一个吧。
于是，阮籍在酩酊大醉后写了《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违心向司马昭劝进，不久郁郁而死。
于是，向秀出仕做官。
司马昭当面奚落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我听说你一心想当个隐士，怎么不学那个著名的许由在箕山采薇，到我的朝廷来做什么？
在刀剑威胁之下，向秀往自己的脸上涂抹泥淖，他说：“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
——我以为巢父和许由这种孤高自傲的人，不明白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隐居的生活不值得羡慕。
司马昭闻言“甚悦”，于是收起了屠刀。
向秀入朝之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回响着竹林清风，依然回响着嵇康的琴声、阮籍的清啸，数年之后，他再次经过嵇康的旧居，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凄恻笛声，悲不自禁，写下了隐晦含蓄却又哀伤悱恻的《思旧赋》。
七贤中的其他人，如刘伶，一辈子都是醉熏熏的，身后常有一个童子相随，童子扛着一把锄头，他对小童说：“死即埋我！”刘伶随时准备被醇酒杀死，他没有勇气、也不愿意清醒地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
其余如山涛，是司马懿的表亲，王戎，是世人皆知的机灵人，他们都早已加入了司马氏的阵营。
因此，嵇康写公开信与山涛绝交，以明心志；阮籍则不加掩饰地鄙夷王戎，喝酒的时候看到王戎，当面打脸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到了中朝名士这一代，已完全不需要考虑安全问题。
天下虽然还是司马家的天下，但是阴险好杀的司马昭早已化成一抔黄土，他的儿子司马炎宽厚仁恕、他的孙儿司马衷愚憨无知，做名士不再被视为与司马家作对。
从晋武帝开始，朝廷着力笼拢士人。
按照《晋律》，“罪臣之门不得侍中”，但是嵇康的儿子嵇绍，还有先前被司马昭诛杀的许允之子许奇，都被任命在宫中的官职，以表示无猜忌。
甚至于，即使有人心怀怨恨，明确表示与司马家不共戴天，朝廷也往往采取优容的态度。
如北海营陵人王裒，他的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无故杀害，王裒咬牙切齿，一直隐居在父亲的墓侧，朝廷多次征辟都置之不理。
王裒没有遭到报复，以布衣身份寿终正寝。
可以说，太康、元康时期的司马氏已经找到了统治者应有的自信，做隐士、名士，非议名教，已经完全没有政治风险了。
然后，“名士风流”已像流感病菌一样传染开来，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风流的雅士，到处都是充斥着不着边际的玄言清谈。
当整个社会都标榜自己很雅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真的雅，还只是附庸风雅。
中朝名士对于玄学理论体系，几乎是没有贡献的。
对于玄学理论贡献较大的，是早期的何晏、王弼等人，以及后来为《庄子》作注释的向秀、郭象等人。
那些中朝名士，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时髦的姿态，一种作秀吗？
例如著名的王衍，他是中朝名士领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信口雌黄”这个词语即来源于此。雌黄是一种黄色的矿石，可以做颜料，古时用黄纸书写,错了即用雌黄涂抹重写。
王衍可以根据自己清谈的需要，随意更改理论，此人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品格可见一斑。
既然是作秀，那当然会修饰仪容，仪容俊美是成为名士的一个基本要求。
风气如此，当时许多男子开始涂脂抹粉，手里腰间挂着香囊，行步顾影。
有做得比较过火的，比如大臣张华，喜欢在须发上缠绕五彩缤纷的丝带，要知道这位老人家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了，每天顶着一脑袋色彩去上朝，那简直就是一个活宝。
当陆机、陆云兄弟从江南赶来洛阳的时候，陆机都不敢让弟弟去见张华，因为陆云这人有“笑疾”，一笑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直到笑到抽风为止。
张华不相信，说见见无防，陆云果然笑得跌倒，差点抽死。
所谓的“谈名理”，就是清谈。
清谈之风从正始时期就已刮起，经竹林七贤一渲染，到西晋时，已是风靡全国的时尚，成为“雅”的一种标志。
不清谈，不名士。
这些名士们聚在一起，一壶酒，一柄麈尾，一坐半晌，侃侃而谈，清谈的内容一般人听不懂。
谈完了各自回家嗑药、服食五石散，药性发作时，神情恍惚神智错乱，行为举止古怪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的身份。
“乐令”是时任中书令的乐广，“王夷甫”是时任尚书令的王衍，“裴仆射”是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裴頠，“张茂先”是时任司空的张华，“王安丰”是时任司徒的王戎。
这些人在一起，差不多就是整个中枢决策层。
对权力的不同态度，是中朝名士与竹林七贤的最大差异。
竹林七贤远离权力，而中朝名士则牢牢把持着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