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礼花齐放，我考上了。
从小就讨厌“亲戚”这类生物，除了小玲姑姑和秀霞大姨两家，大多数的亲戚我都避而远之。可是尽管我百般抗拒，父母还是为我置办了一场相当体面的升学宴。
茶前饭后，好不容易应付完亲戚们东一嘴西一炮的奉承，晚上再与母亲去公园散步。才了解到二姑父住院的事：准确一点，在我喝的烂醉的时候，我的可怜的二姑夫就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疼晕了。
“你二姑夫内出血，说是肾上的什么东西破裂了，拍个CT一片白，啥都看不见。”
母亲冷冷地说着，走着。我背着包，跟紧在她的身侧。
说实在，我对于二姑夫并没有太多怜悯的感情。
八年前，在我父母创业的初期，我的母亲查出了癌。除了小玲姑姑和秀霞大姨两家，亲戚们都躲得远远的。家里要没钱了，谁还会在乎呢？他们说道，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呢，可是他们忘了，对于一个不得不申请助学贷款的孩子来说，家里生活的拮据，孩子是最容易体会到的。
对于我来说，死了个二姑夫和死了个宠物猫差不多。不难受是不可能的，太难受也是不可能的。甚至说的可怕一点，我还巴不得做一次看客。别人的悲剧会有多好看呢？我在心里讪笑。
“不过咱人民医院那技术真的够呛，我已经让你爸带着两千多现金去了，你大姑还在帮忙转院——不去北京，会死人的。”
我有些惊异，但是这种惊异似乎也没有那么意料之外。我尝试着去看母亲的眼睛，她却朝另一个方向拐过头去。
我知道母亲也想做看客。看客这种病，在幸福与不幸的狭缝之间是不可能治好的。
但是她依旧在保持着屈从。
“人家过日子，本来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
“你难道还指望他们家能帮上咱们吗？是我上学贷款他们帮忙了？还是你看病他们帮忙了？咱家上辈子欠他的不？还用着咱们给他收尸？……”
我不知道自己对着空气骂了多长时间。母亲只是陪着我一步一步地乱走——她一贯比较沉默——那是农村的妇女们特有且固有的沉默。
我忽然感到头很痛，仿佛自己被人揪起头发强灌了二两。回到家，我尝试着振作起来，却又感到有很沉的东西在压着我的眼皮。我睡了，再醒来已经是半夜。手机的提示音告诉我，父母给我买的人寿保险已经开始到期还款。而父母的卧室依旧亮着灯，隐隐约约有窸窣的声音。
那一晚，我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就像我终不知道该可怜的是二姑夫还是我自己。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去走我父母的人生轨迹，也不可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此事都会一阵心疼，心疼那些我辛辛苦苦咽下的酒：它们加起来，连同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竟然远不是那属于我的，真正的升学宴。
而是属于他们的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