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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来说，青海巴仓农场有种种不详的征兆。
1958年，父亲在大跃进期间获罪，和其他犯人一道，被押在闷罐车里，颠簸了十几天，最后被扔在青海省贵南县的巴仓农场，获释后在此定居。
我们兄妹三人，原本安稳生长于兹。但大哥20岁那年，去场部的文化室看电视，在向管理员要钥匙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倒地去世。
一年之中，跟大哥一样突然死亡的年轻人有好几个。有人说，前些年这里死了很多犯人，邪气重，专克年轻人。
大哥的离世，让父亲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怨恨。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执着于让我们离开农场。他对我们三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读书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小学三年级的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才70多分，父亲一把扯烂成绩单，然后把我拖到外面，说要把我活埋了。他期盼着我们长大后，可以走出农场。但我对农场的感情和他人不同。比如这里随处可见的狼毒花，根、茎、叶均有剧毒。有人觉得，那象征恐惧和死亡的威胁。但我偏偏喜欢采回来一大捧，摆在我家的土胚房里，点缀些原野的生机。
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靠着父亲修拖拉机那点儿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那时，一家人的主食通常是洋芋和青稞面，一个月定量供应的15斤白面根本不够吃。
即使如此，作为高原孩子的我，对巴仓农场的记忆依然是温柔的。走出农场，是一片不见天际的原野，我喜欢跟农场的子弟们一起，在原野上无忧无虑地玩耍。
农忙时节，父亲经常要加夜班，农场提供夜宵，有馒头、烙饼、炒饭，父亲舍不得独自享用，会用茶缸装回来给我们吃。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勤劳、贤惠，用最大的爱呵护着这个家。
农场里有一台淘汰下来的磨浆机，父亲求了好多人，才以废铁的价钱买下。父亲小时候看过村里人做过豆腐，凭着记忆开始尝试。
他自己打土坯，在原来房子的外面搭了一间房子，开起了一家小吃店，经营豆腐、豆浆、油条和面食，我们的课余时间经常在小吃店里帮忙，生活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父亲的悲伤始终蛰伏在他心底，有时候溜出来，在他最柔软的地方咬上一口。
冬日的巴仓农场，天寒地冻，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每逢除夕夜，父亲讲的全是他小时候的事情。说着说着，父亲眼圈就红了——他想念老家。
父亲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的蒋村，那是与西北高寒农场相去甚远的江南小县：
祖母是小脚，针线活是村里的一绝；村口的小溪，有成群的石斑鱼，用网捕上来，裹上面粉油炸，是下酒的好菜；后山有成片的毛竹，春天，竹笋两天不拔就长到半人高；家门口的那棵柿子树是祖辈就种下的，结出的柿子又红又甜，吃不完，就做成柿饼，留着过年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