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在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

    那时生产队每天出“五歇工”，即早上七点左右出早工，干一个多小时，回来吃早饭，算“一歇”；上下午各干4、5个小时，各算“两歇”。

    农活好像永远干不完，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时候，过年才能放几天假。记得有一年全国农村还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不放假，大年初一还在地里干活。

    对知青来说，这种不间断的劳动显得格外繁重，出工之外，还要自己煮饭，砍柴，种自留地，忙的几乎没有空闲。

    农村做饭都是烧柴草的大灶，知青一个人也是如此，因此很费柴火。生产队分的包谷杆、麦草都不经烧。只有自己去找柴火。

    最好烧的就是蕨棘草，杆长易燃经烧。但要到山里去割。中午下工哨一响，跟农民一起，大背兜一背，急急忙忙跑十几里路到山里，割好后忍饥挨饿背着几十斤蕨棘草赶回来。农民回家好歹能吃口热饭，我一般都是匆匆刨几口早上煮的包谷红苕糊糊，马上又去上工。

    说到挨饿，有一次让我刻骨铭心。

    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会计通知我去30多里外的一个公社挑牛骨头。我们生产队因为山地水冷，每年育秧前都必须要把牛骨头烧成灰后撒到秧田里，是个预热的作用。所以听说那里有牛骨头，马上就要去买。

    那时年轻，一说出门便很兴奋，匆匆扒了几口红苕包谷糊糊就跟会计出发了。到公社院子装好牛骨头，正好是公社干部开饭的时间。看着灶房里的白米饭和喷香蒜苗回锅肉，饿意猛然涌上心头，连着吞了好几口口水。当然，我们没有吃饭的钱，也不可能跟公社干部一起吃饭。

    牛骨头不算重，但回去的几十里路，确实把我饿惨了。很难用文字描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饿法。“前胸贴后背’之类都不足以形容。饿到几乎走不动路了，看见路边的甘蔗都眼睛发绿，哪怕有几个生红苕也好。那几十里路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回到家冰锅冷灶，把剩下的包谷红苕糊糊吃的干干净净。

    那时候人们肚子里都没有多少油水，每年生产队挖花生，是一个大家盼望的日子。因为按照惯例，挖花生的时候可以随便吃，但不准拿回家。生花生也是好东西，大家就都边挖边挑老花生吃。

    队里有一个绰号“大肚皮”的农民，正在壮年，肚皮又大，吃的最凶。每人每天挖30斤花生的任务，下午收工时，这个家伙只交了1斤多，还都是不能吃的嫩花生。后来听说这家伙连着拉了三天稀，人都廋变了形。这件事一直传为笑谈，多年后回生产队跟队长说起，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偷鸡摸狗的事很少，其他知青怎么样不知道，偷本队农民的鸡鸭狗之类，笔者从来想都没有想过。

    只有一次，跟队里的农民一起去偷砍过树子。成材可用的树都在山里，要走二十来里路。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出门，腰间都别了砍刀。天地漆黑一片，摸到山上，用微弱的手电光选树、砍树。要砍的是杉树，做家具最好。剔去枝叶，扛上肩再摸黑回来。

    路上可能有民兵盘查，农民告诉我，遇到检查的，把树一扔就跑，只要人跑掉了就没事。一路提心吊胆的扛着树走回来，累、饿、渴，汗湿重衣。把树藏到农民的屋后，已是半夜。偷来的那根杉树后来做了什么已经忘记了，过程倒还记得清楚。

    农村的收获季节，最重要的是交公粮和统购粮。任务是早就定好的，必须完成。剩下多少，才是农民的口粮。

    打完谷子，山道上络绎不绝的都是各生产队交公粮的队伍。公社粮站的验收员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子。衣着言语气质都有点特别。记得他验收我们的谷子时，说没有风干净，我嘟囔一句，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他盯住我不屑地说：你知道几个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听说，这个老头居然是国民党起义的空军飞行员。

    往粮站送过一次干花生，发现是个美差。干花生用大箩筐，不重。中间休息时可以尽情的剥花生吃。粮站过秤前，我发现农民们都在大把大把的往自己兜里装花生，我不傻，也跟着抓了不少。

    还是这个银发老头，抽着烟视而不见。过了几分钟，说一声：差不多对了哈，开始过秤。我一直没有搞懂，花生是生产队称过的，我们几个人连吃带抓下来，最少二三十斤没有了，回来也没有人说什么。难怪每年送花生都要换人，大概也是穷极之下的一种“潜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