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秋时期鲁地玉器铭文为中心的讨论
作者：翁卫和
摘要
长期以来，“经”与“传”多被视为文献内部的体例区分，主要依赖后世文本学与经学传统来解释。然而，春秋时期鲁地出土（或传世）的一组长方形玉饰铭文与圆柱形玉器（小司南、大司南），以明确的器形差异与铭文内容，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考古学视角，揭示“经”“传”并非纯粹的后设文献概念，而是在春秋时代即已具象化、制度化的历史记录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器物形制、铭文内容与《春秋》文本对读，论证：
1）“经”是正史记年之“正经”，强调中立、简要与制度性；
2）“传”是围绕“经”的解释、传播与叙事扩展，具有层级与方向性；
3）《春秋》并非“经”本身，而是基于鲁史传统形成的跨国编年汇编。
⸻
一、问题意识：经与传是否只是后世文献分类？
传统经学多将“经—传”理解为文本内部的解释关系，认为《春秋》为“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传”。但这一理解存在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经”“传”只是汉以后经学的理论产物，那么春秋时代的人，如何记录历史？
鲁国作为周礼最完备、史官制度最成熟的诸侯国，其历史记录方式理应在器物与制度层面留下痕迹。玉器铭文，恰恰提供了这一缺失环节。
⸻
二、“经”的器物化表达：长方形玉饰铭文
1. 形制即观念
长方形玉饰，四正方直，其形并非装饰性的选择，而是一种观念性造型：
• “方”象征正、直、定制；
• 对应“经”之义——经者，径也，通天地之正道。
这类玉器铭文中，明确刻有“经”字，其含义并非“书籍”，而是正史、正记、正法度。
2. 铭文内容的史官特征
该类铭文所记录的内容，集中于：
• 年号（如“元年”）；
• 季节（春、夏、秋、冬）；
• 重大国事（盟会、卒葬、使聘）。
其叙述方式高度克制、无因果展开、无人物心理描写，完全符合史官记事体，与《春秋》隐公元年条目在风格上高度一致，但又更接近鲁国本国史的原始形态。
⸻
三、《鲁经》与《春秋》的区分
从铭文所体现的史学结构看，可以明确区分两套系统：
1. 《鲁经》
• 以鲁国史为中心；
• 记录鲁国所见、所闻、所参与的大事；
• 语言中立，不作评价；
• 属于“经”——正史。
2. 《春秋》
• 汇编同时期诸侯国大事；
• 采用鲁史官视角进行取舍与措辞；
• 并非“经”本体，而是基于鲁史传统形成的编年汇总史；
• 其名称源于时间秩序（春种秋获），而非体例属性。
这也解释了《春秋》中为何出现用词差异，如“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一种史官转述各国事件的通用表述，而非鲁国“经史”内部的记法。
⸻
四、“传”的器物化表达：圆柱体玉器（小司南 / 大司南）
与长方形“经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件圆柱形、分段式玉器：
1. 圆柱体的象征意义
• “圆”象征流转、传播、可上下承接；
• “柱”象征承载与贯通；
• 二段结构，表明内容可分层扩展。
其整体形象，正是“传”的物化表达。
2. 小司南与大司南
• 小司南：
• 记录与《春秋》条目高度重合的简要史事；
• 相当于“小传”，即对“经”的最近层解释与补记。
• 大司南：
• 记述事件起因、人物关系与历史背景；
• 如“郑武公娶于申……生庄公及共叔段”；
• 相当于“大传”“广传”，属于扩展性历史叙事。
3. “司南”的意义
顶部为“司南”，即指南之器，象征：
传不是随意讲述，而是围绕经史方向进行解释与引导。
底部圆盘，则象征“盘”“本原”“圆说”，并非神话意义上的“盘古”，而是叙事回旋、反复讲述的历史结构。
⸻
五、对“春秋三传”的再理解
在这一考古框架下，可以重新理解：
•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非凭空生成；
• 而是继承并文字化了春秋时期已存在的“小传—大传”传统；
• “语”“策”等散文史书，亦属于“传系统”的不同展开形式。
因此，“经—传”并非汉儒发明，而是春秋时代真实存在的两套历史记录机制。
⸻
结论
通过鲁地玉器铭文与器形制度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经”是春秋时期制度化的正史记年方式，具有明确的器物象征；
2. “传”是围绕“经”展开的解释与传播系统，同样具有物质形态；
3. 《春秋》并非“经”本身，而是基于《鲁经》传统形成的编年史汇编；
4. 考古材料证明，“经—传”并非后设概念，而是春秋时代历史书写的真实结构。
经与传，先有其制，后有其书。
这是考古材料对中国早期史学体系所作出的直接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