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短史记”是我比较喜欢读的，文章篇幅不长，观点切入的角度也与众不同。
初次读短史记，还是友人推荐的，一篇写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先生的文章，接着关注了。几年过去了，友人早已过世，只是看到短史记，还是不时想起友人过往。
短史记的作者谌旭彬，今年出了一本书《秦制两千年》，读书群有出版社编辑，出版人等竞相推荐，我也买了一本，工余饭后睡前间或一读。粗粗读完了。
秦制，欧阳修和近代谭嗣同皆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制也”，中央统一的集权制，本书重点选取了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共16个侧面，阐述了2000年来不同朝代的统治制度的异同，里面穿插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可读性强，不那么枯燥，也展现了当时朝代的丰富的生活侧像。
文中总结秦制特点，一是是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二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
唐代武则天时期和清雍正时期，都是告密的时代，武则天时代是鼓励天下所有人告密，雍正则是以一人治天下，鼓励他掌握下的封疆大吏、官僚们互相告密，如此则“天下事尽在掌握”。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
1.
在《皇权缘何“破浮华”》一章中，说到何晏，何晏的祖父是东汉大将军何进，父亲早逝，母亲嫁与曹操为妾，曹操是他的继父，与曹丕一起长大，后来还娶了曹操的女儿，”尚公主“，成了曹操的女婿。
何晏少有才名，是一个非常注重学识与修养的人，他后来仕途不得志，与曹丕、曹叡不喜欢他有一定关系，也因为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皇权不同，长期遭受政治打压有关，后来他穿女装，涂脂抹粉，以此伪装自污来求生存。
何晏与时人王弼、夏侯玄等人是开魏晋玄学先河的知识分子，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无为，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给官僚集团，自然难以见容于曹魏皇权，于是魏明帝即位以后，屡次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知识分子旨趣相投，彼此来往，交流议论时事，本无任何过错，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交游“的帽子不过是曹魏打压舆论的惯用手段。个体审美异于常人是一件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情，集体审美异于常人则往往意味着社会出了毛病。当理想无处安放，有志者遭逆向淘汰，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放心，也只好”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2.重新解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从数字和逻辑分析上来看，出现这些所谓”仁政“、”大治“的时期，无不是人口的锐减，政治的平稳，这时生殖与生产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突然缓和下来，人均耕地大幅度增加，对劳动力需求旺盛，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出现这些"盛世”，不是是自然调节的结果。相反从一些史料数据上看，当时的百姓其实始终处于一种困顿的境遇之中，徭役、赋税、天灾等，远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大治”。
3.“造极之宋”的背后
很多大家，如陈寅恪、邓广铭等说过，宋代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繁荣顶点，物质也极大丰富。现在书店里研究宋代的书如汗牛充栋，目不暇接。电视上也跟风一样推出各个版本的反映宋代的电视剧，似乎宋代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理想、完美之朝代代表。真实情况呢？
一是所谓的“百代之利”，以高薪养兵，军队吸纳了大量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虽然消化了国家内部不安定因素，但是长期下来毁掉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二是开封城的“繁华”背后，藏着可怕的吸血汲取游戏。我们从《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繁荣富丽的开封城，常住人口130-150万左右，160年的繁华，是汲取了整个国家的养料来供养京城，就如作者的话：
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
长安、开封的繁华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4.明清之殇
读到文中明代开国老臣刘基刘伯温的晚年境遇，感到很是悲凉。卸磨杀驴，杀就杀了，还要一再折辱。
对于胥吏，朱元璋比较认同汉“重官轻吏”的方式，但是元代以降已经慢慢养成了吏把持政务的做法，朱元璋决心改变，提到在《大诰三编》里详述过一个提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观难曲折简直到了所思的地步按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
江苏省溧阳县的皂隶潘富“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便和潘富等胥吏一起同谋害民，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与他。可笑的是，这名女子安顿在潘富家中，李皋幽会过三五次之后，潘富竟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对此，李皋也无可奈何。在潘富等吏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所有溧阳县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荆杖。百姓把荆杖送来，潘富又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收纳，甚至拳打脚踢，逼追百姓把荆杖折换成银钱交上来。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一一此案涉及知县，百姓没有自发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朱元璋下旨严査，派人去提拿潘富。潘富上演千里大逃亡，竟处处有人愿意庇护他。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生蒋鲁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近的安徽省广德县。不久，潘富流窜到安徽省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缉捕的差役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他递送回了溧阳。接着，溧阳百姓朱子荣将他暗中递送到江苏省宜兴县，宜兴百姓杭思鼎将他递送到安吉县，安吉县百姓潘海将他私递到浙江省长庆县，长庆县百姓钱弘真将他递送到浙江省归安县，归安县百姓吴清浦等人将他秘密送至浙江省德清县。追捕的差役赶到德清县，当地百姓赵仁已将他秘密送到了浙江省崇德县。崇徳县的豪民赵真胜奴家财万贯，平日蓄养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即藏匿在赵真胜奴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胜奴将潘富暗中送到浙江省千乘乡(今桐乡市)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团团包围，杀伤多人。。。。。
此事越闹越大，潘富难以缉捕的问题被上报至朱元璋面前。朱元璋下令，将赵真及其同伙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
一个小小的胥吏竟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九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因其而死者近千人。以胥吏的身份而能够在九县纵横自如，死党无数，众多人为保护他不惜与皇权对立，潘富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触目惊心，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元代之“宽”所造就的重胥吏、轻官员的现象对皇权造成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三番五次强调元代因此而亡，不是危言耸听。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治理胥吏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在朱眼中，经过元朝的宽纵，其统治以胥吏为核心，相当一部分的底层百姓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有组织之人，势力大到可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不管这些组织有没有害民之举(这里再强调一下，以上种种关于胥吏及其友人的不法描述皆来自《大诰》，限于资料，今人已很难廓清这些胥吏具体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判断《大诰》记述的害民行为是否属实)，朱元璋皆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存在。
雍正一朝，“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由康熙创造的密折制度，在雍正手中得到了勤加利用。把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可以说，雍正的13年皇帝生涯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13年。
掩卷长思，本书和《大秦帝国》虽观点迥异，给我的感觉却都是彻底的二元化，非此即彼，也许将这两本书结合一下，大秦帝国的热血澎湃，秦制的客观理性，更能抽丝剥茧，寻找一些历史的真相吧。
写到这里，作者谌主编忽然被邀请进了读书群，群里欢迎之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阅读本书，谌主编的书里有许多许多的“警句”，发人深思。他在前言中先说了三则耐人寻味的历史小故事，由此引申开去，形成了本书特殊的体例。前言的最后，他说：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