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林语堂

一代幽默大师，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后推向海外，是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

樊登精华解读

目 录

一、“斜杠男神”苏轼

二、少年至青年

三、从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乌台诗案”

四、人生三次主要贬谪：黄州→惠州→儋州

正 文

一、“斜杠男神”苏轼

近些年有一个身份标签的叫法很火——“斜杠青年”。它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书籍《双重职业》，指的是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这让很多人在自我介绍时有了新的方式，比如：张三，厨师/作家/说唱歌手。

其实“斜杠青年”在中国自古就有，今天我们说起的这位不仅是斜杠青年，甚至可以说是“斜杠男神”。在宋代的诗歌领域，他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在豪放词界，他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散文方面，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时人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的美誉；在书法领域，苏轼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 、蔡襄）之首；在绘画上，他因擅画怪石墨竹，成了“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在哲学上，他是当时宋代三大哲学派系（关学、洛学、蜀学）中蜀学的代表人物。在他65年的人生中，一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书法绘画不计其数。

除了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全才外，他还是士林领袖，一代贤师，门下有“苏门四学士”这样的高徒；他还是一个不畏强权，直言敢谏的政治家，一个美食家、养生专家、佛教徒……是的，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的全民偶像、“斜杠男神”——苏轼。

为什么要写下这本《苏东坡传》呢？作为苏东坡的“头号粉丝”，林语堂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先生当年全家赴美时，带了大量苏东坡的史料、以及东坡本人所著的珍本古籍。他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人间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能写一本与他有关的书，难道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第二点，先生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词，还有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了解苏东坡。而了解他，是因为喜爱他。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完全了解自己喜爱的人。

为什么苏轼本人及其作品能够跨越千年，至今被国人乃至世界所喜爱？教科书上那些流芳百世的作品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写出来的？从青年、壮年到老年，苏东坡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今人能从“东坡式”的lifestyle里得到怎样的启示？就让我们跟着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一起了解这位北宋第一男神吧。

二、少年至青年

1. 老苏、大苏、小苏

要了解一个人的成长，就得了解其家庭；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家庭，就得了解其家人。留名史册的唐宋八大家，有一个家庭占据了三个席位，那就是“三苏”。习惯上，我们把父亲苏洵称为“老苏”，哥哥苏轼称为“大苏”，弟弟苏辙称为“小苏”。

苏洵的父亲，沉默寡言，虽有政治抱负，奈何一辈子没什么官运，最后郁郁而终。他在童年时放浪形骸，不服管教，痛恨那个时代刻板的教育方式。但他到二十七岁时，有了长子，而且本家哥哥们都已经科考成功，开始为官做吏造福地方，他这才开始焦虑，正儿八经地发奋读书了。苏洵虽然起跑晚，但一样能文声大噪，不被后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完全盖住，也是很厉害的。

而至于弟弟苏辙，则是和苏轼从小长大的、关系最亲密的血亲及朋友。这一点在此后苏轼大量的书信及作品中都得到了证实。不管此后的一生当中如何顺逆荣枯，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总是苏轼创作的灵感源泉。苏轼在25岁那年（1061）去陕西凤翔做官，苏辙为了陪伴父亲，选择留在京城，因此只能送兄至郑州便需折回。这是兄弟俩人生中第一次分开，他有些感慨，写了一首诗，赠与兄长，其中有一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而苏轼后来回了一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包括我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苏轼在就任密州期间，由于七年没有见过弟弟而在中秋节写下的怀念之作。

苏轼曾经对自己的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被称为“百姓之友”的苏轼，和尚道士，贩夫走卒，歌妓名伶，没有他不能聊的人，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豪放旷达。苏辙和自己的哥哥完全不同，他生来恬淡冷静，稳健务实。所以他经常“鄙视”哥哥，劝他不要瞎交朋友。但二人的确政见相同，亦师亦友。苏轼曾经称赞过弟弟，说宋代文坛能和自己一决高下的也只有子由了。苏轼去世后，苏辙也给兄长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2. 眉山镇青年

苏轼的家乡眉山并非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但无数到过此地的文人墨客都称赞它是一个宜居之城。这里是去成都的必经之路。乘一小舟，自岷江逆流而上，眼见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便开放，实为一个平安喜乐的小城。

四川人民自古吃苦耐劳，机警善辩，而且他们保留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及发明。眉州人更是有“难治”之称，这里的人长于辩论，喜写雄辩之文，好让自己的思想在世间激荡。

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培养才子的最佳土壤，更别说天资就很聪颖的苏轼。苏轼八九岁的时候，父亲上京赶考，母亲程氏就在家里管教孩子。程氏也是世家大族之女，教儿子读《后汉书》的《范滂传》，提到后汉时朝政不修，宦官把持朝政，民不聊生。范滂等有志青年不畏强权，直言上书给天子，弹劾宦官。后来祸患终于来了，奸臣大举逮捕这些有志之士。范滂在被抓走前，含泪对母亲道歉，说自己不孝，而母亲则哭着对他说，我为国家养了这样的儿子，死亦何恨？

年幼的苏轼听到这里立刻问母亲：“我长大后也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意吗？”母亲立刻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后来苏轼果然成为了直言敢谏之臣，年幼时期的家庭教育真的举足轻重。

据史料记载，苏轼十岁时就能写出奇绝的诗，甚至让老师自惭形秽。而十一岁时，他开始正式接受“科举教育”，这需要背诵大量文史典籍。虽然过程很艰苦，但存进大脑的知识日后的确显示出效用：苏轼在写诗作文或与人交谈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援引史例。

总之在环境与教育的种种正向作用下，我们的一代文豪长成了。

3. 小轩窗，正梳妆

苏轼到了弱冠之年，开始准备进京赶考，我们比较关注的婚姻问题也可以提一下了。当时在京城，家里有女儿的大户人家，都是等着科举考试之后发榜了，便赶紧给及第的未婚尖子们提亲。但苏家的老父母认为，娶个本地的、知根知底的姑娘要好得多。于是苏轼在十八岁那年娶了结发之妻——王弗。

在父母看来，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云里雾里”的恋爱上，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成家，不如早娶了，好把心思用在正业上。所以没什么爱情基础的“苏王夫妇”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包办婚姻的种种阴影。但事实上，二人的婚姻是很和谐美满的。

苏轼形容自己的发妻，用的词是“敏而静”，即聪明但不聒噪。王弗刚嫁给苏轼时，从没说自己读过书。婚后，苏轼每当读书时她都陪伴在侧，苏轼偶有遗忘，她就会从旁提醒。苏轼很惊讶，问她其它书，她都低调地说：略懂。更难得的是，王弗还能起到魏征般“以人为镜”的劝谏作用。

苏轼为人，经常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而且经常把人人当好人。于是每逢苏轼会客谈话的时候，王弗就会躲在客厅的屏风后面屏息静听。有一次客人走后，她提醒丈夫：“你不要在这个人身上多费口舌，他总是在迎合你，顺着你的话说。”

苏夫人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智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苏轼太过热情豪放的缺陷。她15岁嫁给苏轼，26岁时病逝，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苏轼为此大为悲痛，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写道：“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在妻子死后的十周年，苏轼又写下了那首堪称千古绝唱的悼亡词，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4. 史上最牛“第二名”

现在，让我们从哀伤王弗的情绪里暂时跳脱出来，去看看学霸苏轼的“高考之路”。当时子由在哥哥成婚的第二年也娶了妻，然后父子三人便启程上京赶考。

他们的首站是到成都拜谒当时的大官张方平，此人后来对三苏一家有知遇之恩，对苏轼更是如父如友。张方平先是看了老苏的著作，觉得他有“王佐之才”，后来又看了大苏小苏的文章，觉得此二子未来必成大器。虽然他与当政的欧阳修关系并不融洽，但还是修书一封，力陈老苏及其儿子的才华。那年的礼部初试，从眉州来的四十五个考生当中，苏家兄弟进了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在等待明春的殿试之余，三苏也结识了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以及学术界的其他名流。

殿试的日子到了，正巧欧阳修被任命为主试官。那个时代流行的是华丽奢靡的文风，这让老父苏洵不喜。他告诫两个儿子从小就要坚持文章的质朴性、写实性。我们不得不感叹老苏的高见。历史证明，大苏小苏殿试那年，适逢欧阳修发起的古文改革运动，华丽之文全遭摒弃，而苏家兄弟的文章都以优等得中。尤其苏轼写的《论为政的宽与简》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激赞数日。

但科举考试采取盲审制度，苏轼的文风让欧阳修误以为这是他的朋友，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的。为了避免被别人戳脊梁骨，欧阳大人忍痛把这篇深度好文判为第二，于是苏轼那年就这么考了个第二名。但是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是盖不住的，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

那年，苏轼二十岁。

5. 入仕

苏轼的仕途本来刚要展开，但老母亲却在这一年去世了，按照宋朝律法，就算是宰相也要退隐守丧，不得为官。直到1061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

在此期间苏轼认识了章惇，而他注定是东坡后半生仕途上的克星。不知王弗早年有没有提醒过丈夫要提防章惇，但他的确是个富有才华又爽朗大方的人，而这完全是苏轼很欣赏的类型。两人曾经在去芦关旅行的途中遇到一条深涧，上面悬着一条窄窄的木板，用以通往对面的岩壁。章惇是个胆子比天大的人，立刻提出游名胜之地应当题词，问苏轼愿不愿走过去在岩壁上题个词。苏轼可不愿玩这么刺激的游戏，直接拒绝。于是章惇举重若轻，独自走过木板，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顺势坠下悬崖，在岩石上提了“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原路返回。

苏轼见状，用手拍着这位朋友的肩膀说：“总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答：“敢于玩弄自己生命的人，自然也不在乎别人的性命。”至于苏轼说得对不对，后文我们自有分解。

在凤翔当官期间，还有一段逸闻，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说，这段经历苏轼可能日后不好意思跟别人提，那就是他和陈太守之间的“摩擦”。陈太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他本与苏轼同乡，但却瞧不起少年得意的苏轼，觉得他有些“猖狂”，因此二人经常为一些政见上的分歧闹得不欢而散。但这两个人都不是奸猾之人，陈太守为人更是大度。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陈太守后来在其公馆附近建了一座“凌虚台”，知道苏轼会写文章，于是就邀请他作一篇《凌虚台记》。

于是苏轼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在这篇《凌虚台记》中写了很多描述历史上有名的亭台楼阁在历经数世之后都会化为废墟的“丧气话”，讽刺陈太守建凌虚台是“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并强调“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苏轼本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的话会“气死”这个陈太守，但老头子的肚量实在大，居然吩咐把此文原封不动地刻在凌虚台旁的石碑之上，这反而让苏轼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陈太守的儿子陈慥也成了苏轼一生的挚友。

三年之后宋英宗即位，他早就对苏轼的才华有所耳闻，打算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此职相当于皇帝的心腹，朝廷的“秘书长”，负责起草诏令，也有更大的机会成为宰相候选人。但苏轼才28岁，时任宰相韩琦劝诫英宗为长远计议，不应过早授予苏轼高官，先让他从文化科教的基层岗位干起。于是1064年，苏轼任职于史馆，也就是宫中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也借此机会饱读了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字画，这对苏轼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日子。

但第二年开始，苏轼就没那么好过了，首先是妻子病逝，过了一年之后老父苏洵病逝。守孝期满，苏轼在32岁那年娶了比自己小11岁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她是王弗的堂妹，虽然没有自己的堂姐博学聪敏，但也是个顺随柔和、无微不至的好妻子。此后丈夫在宦海沉浮的岁月，她始终与他同甘共苦，也尽心地照顾堂姐的遗孤还有自己和苏轼的儿子。可以说后来苏轼能够写出那么多奇绝的文章诗词，与王闰之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1069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二年，苏家兄弟二人再次回到京城任职。此后他们谁也没有再回过故乡，并且，政坛的惊涛骇浪也开始了。

三、从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乌台诗案”

1. “也好也尬”的王安石变法

苏家兄弟在1069年抵达京师。而这一年，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开始了。这场被称为王安石变法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验，此后的浪潮冲击震荡不绝，直至宋朝灭亡而后已。

一个是面对积贫积弱痛下决心要改变的宋神宗，一个是坚定到不容任何反对的“拗相公”王安石，这君臣二人的合作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意味。变法实行开始后两年，朝廷中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王安石和神宗的改革派，另一派就是司马光、韩琦等老臣为主的守旧派。并且不能否定的是，这期间不断有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而正直的王安石身边反而活跃的都是一群势利小人。

后世史学家提及这次变法，基本上都是用“喜忧参半”等词来评价。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变法，涉及到北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王朝实力和军队素质，改善了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但它也的确有自己的硬伤。

王安石最关心的是国库是否充盈，而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提高政府税收来实现了。他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的方式获利，为什么政府不能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以此获利呢？他把这种由政府削弱资本垄断的方式称之为“钱平”。他打算取之于富，阻止农民向地主和富商贷款。

比如最为人所知的青苗法，其设立初衷就是为了在青黄不接的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给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给政府。虽然这个计划原本是为了农民的利益着想，但实施起来的结果却是劳民伤财。因为王安石不许他人有异议，铁了心要让变法成功。他甚至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类似特务机构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还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全面整肃御史台。他必须要有数据向神宗证明此种贷款举措极其成功，深受人民欢迎。但他并不了解很多农民其实并不需要贷款。每当发现预备贷款数额不能如数贷出时，他便暴跳如雷。各级地方官员也会把贷款数额作为自己功绩的一部分，以极高的利息强迫百姓贷款，否则就让他们背上牢狱之灾。免役法亦是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际效果大相径庭。老百姓被逼得卖儿卖女，舍家舍业，只为还上贷款，监狱里也因逮捕的欠款者太多而人满为患。

新法由神宗熙宁二年（1069）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本人和神宗皇帝都十分心烦，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交恶。最后有一个名叫郑侠的皇宫门吏，把宫门外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画了出来，呈给神宗。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看到那些画面后当即流泪，这才叫停了多项新法。

王安石当宰相时，苏轼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即使他曾多次上书神宗，但都石沉大海。神宗皇帝后来下了一道诏书，废止了青苗法，但新法中很多其他不合理的地方并没有被废止。苏轼是个黑白分明的暴脾气，他引用孟子的话来讽刺神宗的做法好比偷鸡贼想改过向善，但他没有金盆洗手，而是改成每月只偷一只鸡。这当然激怒了王安石和神宗。其实神宗也知道苏轼的才华，但他看出苏轼的年轻气盛与当今的京城时局不合，不如先到地方上历练历练。

于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携眷离京，去“人间天堂”杭州做太守了。

2. 一出京师天地宽

苏轼在朝廷中的为官之路波折不断，但在地方上就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政绩斐然。他曾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过太守，做地方长官共有十几年，一直是踏踏实实为民办实事的“青天”。

以徐州来说，他刚到任那年黄河就发大水，徐州几乎要被淹没。为了抗洪，苏轼在城头和官兵一起建立防水工程，守了四十五天，终于把洪水守退了。百姓得救后，苏轼就趁此机会，上书让朝廷拨款，给徐州修建了更加坚固的城防工事。修好后，苏轼大喜，兴工建了一座百尺高楼，名曰“黄楼”。后来黄楼一词也成了苏轼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再说杭州，西湖很美，但是苏轼在任期间，这里一直饱受淤泥堵塞的困扰。于是浪漫的苏轼命人挖出淤泥，在西湖中间修了一条堤坝，遍植柳树香花。这条堤坝后来就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

苏轼为什么如此受老百姓喜爱呢？这与他在地方的作为是分不开的，他办了很多关系民生的实事，比如赈灾救饥民，为了对抗瘟疫还开设了公立医院等等，更别说他还会写诗作词了。我们熟悉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还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等脍炙人口的诗词都是在此期间写的。

3. “发朋友圈”误终生——乌台诗案

现代人习惯于发朋友圈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发表自己对一些事件的观点。像苏轼这种嫉恶如仇的爆脾气，一遇不平事，必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神宗元丰二年（1079），经常“写诗吐槽”的苏轼终于出事了。

苏轼过去就经常向神宗上书，皇帝每次看了他的文章，总忍不住点赞，并且还会“转发”——不断向身边的臣子“安利”苏轼的好文。现在看来，神宗无意之中的举动实在坑了苏轼，因为这些臣子多为新党人士，当年正是他们把苏轼排挤出京。而此时，新政的领导人王安石已经退隐，皇帝现在这么欣赏苏轼，万一他有一天回来了，会不会修理他们？于是这些人要开始“防患于未然”了。

彼时苏轼正在湖州任知州，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台李定、舒亶等人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并摘出句子：“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苏轼《山村五绝》其四），“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戏子由》）等等。他们以这些记录百姓艰苦生活的写实诗句为抓手，添油加醋，说苏轼讽刺新法，藐视君上，为乱朝政。

于是元丰二年七月十八日，苏轼被官家逮捕，并于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此案遭殃的不仅有苏轼一人，他的好多故友也因此牵连入狱，连苏辙也受到了降职处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称御史台为“乌台”，是因为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遂称乌台。

苏轼虽然被逮了个措手不及，但在受审时他坦然承认，心中的确对新法有意见，并坚定地认为自己陈述的百姓之苦均为事实。这更给了弹劾他的人把柄，他们煽风点火，建议神宗直接判苏轼死刑。还好朝野中尚有正直之臣为苏轼鸣不平，甚至已经退休在家的王安石也上书劝谏，这才让他躲过一劫。数月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一个没有实权的犯官。

于是元丰三年（1080）的除夕之夜，四十四岁的苏轼走出监狱大门，写下一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苏轼《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之后，把笔一扔，去黄州赴任了。

四、人生三次主要贬谪：黄州→惠州→儋州

公元1101年，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因此在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五岁的苏轼终于可以回到中原。那年五月，北返途中，路经金山的龙游寺，这个寺庙里挂着他早年的画像。苏轼看到“曾经的自己”，颇有感慨，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黄州、惠州与儋州的三次贬谪，基本上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中晚年，也是我们今人研究苏轼时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的苏轼，虽然在京城里仕途不济，但在地方上还是大有作为、深受百姓爱戴的。因此贬谪之前的他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有着一股风流潇洒的“少年意气”。而遭贬谪之后，经历过心灰意冷与颠沛流离的命途，苏轼开始深省并一步步蜕变，终于成了我们今人崇敬的那个“东坡居士”。同时，这三次贬谪对苏轼本人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幸，但却是我国文化史之大幸。因为在此期间，苏轼写出了大量旷古烁今的文学作品。

1. 公元1080年，四十四岁（黄州）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先独自住在一个名叫定惠院的小庙里，等待路上的家眷。当时他的心情很糟糕，有天晚上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样的词句。

但毕竟苏轼天性里有很强的“乐观因子”，再加上当地的徐太守是个惜才的人，久闻苏轼盛名，十分欣赏，因此他尽自己所能，好让苏轼的贬谪生活过得舒服点。于是苏轼后来在徐太守的帮助下，迁居林皋亭，并把自己住的房子叫作“雪堂”。他还在雪堂东边辟了一块田地，取名东坡，自此开始了陶渊明一般隐居务农的生活。东坡居士，自此“上线”。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不光有体力劳动，因为是个闲职，他正好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佛经。他还将佛经上的内容与自己读过的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吸收营养。从此开始，苏轼的作品上了一个大台阶，他豪迈洒脱的胸怀和淡泊豁达的境界全可以从作品中看到。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比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还有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等被录入语文教科书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黄州的生活，也把苏轼培养成了一位“美食家”，后人熟悉的东坡肉，也是在此期间创造出来的“特色菜”，他甚至为此写过一篇《猪肉颂》：“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时，苏东坡也参与过慈善事业。当年他所住的地区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习俗，只要养不起就会这么做。这令他十分痛心。他给当地的太守写信，痛贬杀婴之恶，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富人们捐款，让寺庙的和尚主管账目，帮助贫苦的人家养活婴儿。那时还没有出现“人道主义精神”这个词，可苏东坡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对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2. 公元1094年，五十八岁（惠州）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多。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由于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早就钦佩苏轼的人品才华，对他十分器重，不仅把苏轼调回朝廷，还对他委以翰林学士的重任，可以说苏轼终于“翻身”了。然而苏轼刚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独自处在高位的苏轼又成了群臣打击的对象。司马光死后，朔党、洛党、蜀党等政治派系逐渐形成，蜀党在苏轼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奉其为领袖。苏轼哭笑不得，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拉帮结派呢？孤军奋战之后，他越来越对乌烟瘴气的中央失望。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主动申请做了几个地方的太守，也做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但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元祐九年（1094），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皇帝亲政。哲宗对新党极其信任，启用章惇为宰相。当年苏东坡预言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把持朝政了。因为高太后摄政期间，章惇曾被监禁，因此他向年轻的皇帝编排了一出谎言，想让他相信太后曾经一度在密谋废掉他，所以不能让高太后的灵位进祖庙（还好这一点哲宗没有采纳）；因为曾与司马光不和，章惇甚至请求皇上砸烂这位已经去世的前任宰相的棺木，鞭笞其尸骨。他更是大力启用新党人，排斥旧党人，所有元祐诸臣都是他的敌人。如此一来，五十八岁的苏轼再次成为政治牺牲品，被贬至偏远的广东惠州。

黄州在地理位置上离开封还是比较近的，可以理解为当年的神宗皇帝只是想让暴脾气的苏轼去那里“消停消停”。而章惇联合哲宗把他贬到惠州，这就是很明白地告诉他：“走开吧，朝廷再也不需要你了。”

东坡曾做过翰林学士，也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帝国第一秘书“，宰相候选人。现在却被贬到岭南烟瘴之地，落差之大，令人痛惜。而且在高太后去世的同一年，温柔贤惠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去世了。多重打击之下，苏东坡没有自杀，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对生命的真谛又明白了一层。

苏东坡是史料记载被贬往岭南的第一位官员，那里是亚热带，很多事物都让东坡感到新奇，比如甘蔗、荔枝、香蕉等等作物。从那句有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食荔枝》）里，我们也能看出，苏轼的生活绝不寂寞。他又恢复到那个“依然故我”了，品檀香，静坐，每日午睡，品酒，写文章。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东坡又开发了一些新菜谱，比如烤羊脊、烧鳗鱼等等。

闲适的生活并没有阻碍东坡关心民生的本愿，他开始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和革新事宜，他曾与太守和县令合作，为惠州建了两座桥，还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因为当地粮食价格失衡而给上级政府写信陈情。他还把自己曾经在黄州发明的“浮马”带到了广植水稻的岭南，这样农民们就不用腰酸背痛地弯着身子插秧了。

王朝云的陪伴对东坡的惠州生活极其重要。她是个美丽聪明的杭州歌伎，曾为苏轼生过一个儿子，但后来不幸夭折。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一次饭后，东坡一边抚摩自己的大肚皮，一边问家人：“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着什么东西？”一人答“文章”，又一人说“见识”，东坡均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答道：“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笑着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后来朝云去世，东坡在挽联上写道：“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3. 公元1097年，六十一岁（儋州）

苏东坡在六十一岁的时候，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那可不是去度假，当时的海南岛自然条件比惠州还要恶劣。据说原因是苏轼依然“死不悔改”，又写了两句充满奇趣的诗，描述自己每天听着钟声，悠闲自在。这当然是在苦难当中的自我宽慰，但章惇看了那些诗句立刻说：“看来惠州还挺舒服的啊！再贬！”

于是已过花甲的苏轼，跨越大海，走上了离故国更加遥远的路。

这一次，苏东坡自己都感觉到生还内地已然无望，小儿子苏过把家室留在惠州，陪父亲去了海南岛。在过海前，苏轼与谪居雷州的弟弟苏辙见了一面，这就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了。

海南的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阴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实在不适合一个老人的生活。东坡的新病旧疾频频发作，但当地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医生，因为儋州的居民仍然相信“巫医之术”，在患病时会请术士宰牛焚香祷告作为治疗。于是他开始自己研究中医，到乡野采药，也会给当地的百姓治病。因此原本汉人和少数民族相处不快的局面，在东坡到来后得到了很大缓解。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宋徽宗即位了。新的皇太后摄政，主张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

1101年，65岁的苏东坡于北返时病倒在常州，此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代文豪，就此陨落。他去世后25年，北宋灭亡。

结 语

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庙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江湖之远的豁达豪放。他的肉体虽已死，但其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我们该怎样评价苏东坡呢？他既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又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画家，是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同时他也是一个月下漫步的诗人，一个爱开玩笑的大孩子……可是这些似乎也不能勾勒出苏东坡的全貌。

然而换个角度看，每当提起这位东坡先生时，人们脸上总会情不自禁地泛起笑容——还有比这更好的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