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是我叔伯大伯家的老三儿子。他离开我们已然有好几年了，去世的时候，才刚六十出头。

当年，三哥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在那片广阔天地里度过了整整五个春秋。返城之后，他被分配到市里的拖拉机厂，成了一名锻工。闲暇时，三哥总爱骄傲地捋起袖子，向我们展示他手上、胳膊上那星星点点被钢水溅伤后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这些仿佛是赫赫战功的勋章。长期在这种有害工种下工作，三哥的一只耳朵渐渐失聪，可他从未有过怨言，还常挂在嘴边说：“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干活就是踏实，不像那些没下过乡的。”有一回，三哥在车间里一个不留神，一条带着高温、烧得发红的钢条，贴着他的双腿间呼啸而过，差那么一点儿，他这辈子就得靠双拐走路了。

三哥热爱音乐，有着一颗浪漫且充满才情的心。小时候，我见过三哥吹膜笛，那笛子上贴着的薄膜，经他吹奏，能发出清脆灵动的声响；他还会吹口琴，简单的乐器在他嘴边，就能演绎出动人的旋律。三哥甚至还自己创作歌曲，有一首我至今都还记得歌词：“兔子枪打兔子，兔子穿着皮帽子！……”歌词诙谐幽默，曲调朗朗上口，让人听了忍俊不禁。退休后的三哥，闲暇时光都爱去南关花园唱歌。别人大多是合唱，热热闹闹的，他却独爱独唱，那独特的嗓音和自信的模样，总能吸引不少人驻足欣赏。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期末考试考了双百分，语文和数学都是满分。拿着成绩单满心欢喜地往家跑，走到院门口，恰好碰上三哥。三哥接过成绩单一看，顿时喜笑颜开，一把将我拎起来，在空中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翻转，把我吓得哇哇大叫。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院子里看着妈妈和大娘（三哥的母亲）在地上铺着席子缝制棉被。三哥走过来，笑着对我说：“走，跟哥出去玩儿！”我当时脸都没洗，就兴高采烈地跟着三哥出了门。

我们家在南关教场街，要走到中州路上才能坐上公交车。我们到了三哥他们单位的职工宿舍，那里有一位和三哥年纪相仿、关系极好的工友。他俩说说笑笑，我插不上话，就在那位工友的床上睡着了。

下午，三哥又带着我上了公交车。在车上，我见其他人都在买票，心里纳闷，三哥咋不买票呢？于是，我就一个劲儿地催三哥买票。三哥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吭声，可我偏不，执拗地一直要求他买票，把三哥急得都有些不耐烦了。到了青年宫站，三哥掏出月票卡，向售票员展示了一下，随后我俩便下了车。我这才明白，原来三哥有月票卡，而那时我的个子还小，根本不用买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是让三哥有些为难了。

下了车，三哥带我来到南大街的朝阳饭店，那可是当时有名的国营饭店。三哥点了两碗馄饨，我们一人一碗。那碗馄饨里，真真切切地有鸡丝！长长的、厚厚的鸡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自那以后，我好像再也没吃到过有这般鸡丝的馄饨了。

三哥虽然已经离开了，但他爽朗的笑声、独特的经历，还有那些和他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而温暖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