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朗与马修是两个不修边幅的中年“摇滚农民”。不上路演出时，两人共同管理着一个有机农场：与被毒品、膨胀的自我所吞噬的“坏男孩”相比，大叔们显得稳妥而精明。不过也许正是仰赖这种实用态度，他们得以保全自我：年少时的特立独行固然是天赐的礼物，而更可贵的，是在经历了生活的无奈后，尽力保住自己珍视的内核，决不缴械投降。
不少中国人对摇滚的最初记忆始于1986年：一个身背吉他的青年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献唱《一无所有》。1988年，导演田壮壮还拍了一部名为《摇滚青年》的电影，不过讲述的却是一个霹雳舞少年的抗争：敢于付出真正代价冲破桎梏、驳斥丑恶的行为，都被称为“摇滚”。茶余饭后不痛不痒的逆反、无理取闹，可别来掺和。
年少的骄傲与清高并不鲜见。不过，面对世界的条条框框，有多少人能保全个性？多少人能供养着年少的热爱？反观三十年后的中国摇滚“老炮儿”，太多的乐队和个人分崩离析，接而消失。2016年，隶属北京音乐家协会的摇滚音乐分会借“摇滚三十年”的名义成立：在场的“摇滚乐势力”们或是精神昏沉、或一本正经、略显富态。由于特邀名单里还有于谦，有人忍不住将分会调侃为“北京摇滚曲艺协会”。
“摇滚，你玩它有啥用？”
摇滚，没必要陪伴一生吧？年少时的大声疾呼、义愤填膺，到了沉甸甸的中年，是时候转化为内敛的洞见、平静的思考？不然继续折腾，这能行吗？又“有啥用”呢？
在洛朗与马修看来，摇滚仍旧兴盛，并依然青春。这两个外表“尘土飞扬”的“摇滚农夫”在24个国家参与过800多场演出。不过，从万人的亢奋演出场面“乖巧地”退回农场的过程中，似乎缺了点什么滋味。耀目的光环哪去了？两人更像是敬业而固执的工程师：二十年的老搭档，如费力燃烧青春的新手一样，在农场地下室兢兢业业地排练，寻找火花。
两个人憋着一股劲，不愿沦为“墙上的另一块砖”（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名言）：年少时，接受工程师、数学教师教育的两人出于对摇滚的迷恋，奋不顾身地选择了乐手道路。从八人乐团到两人的搭档，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规划，似乎都是为了不过度依赖音乐工业，以换取追逐目标的资格。
佯装愤怒不如回家养鹅
精神鸦片也好、无聊消遣也好，也许摇滚是个什么玩意儿已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掏心掏肺的创作，太多音量足够大的歌曲就能随随便便地催生肾上腺素。谈论毒品、绝望、自我放逐的“不良青年”把张扬跋扈的姿态做足，招摇撞骗般地将“摇滚精神”延续下去。
作为一种商业手腕，乐手的“坚持”更像是种尴尬矫情的卖相：“他们只有在安全时才勇敢、在免费时才慷慨、在浅薄时才动情，在愚蠢时才真诚”，米兰•昆德拉的刀子嘴如是宣称。熙熙攘攘的听众或是为了信仰、抑或是发泄聚到一块空场地上嬉闹。总归是你情我愿。
当所有智慧和生活经验无法驾驭生活时，洛朗与马修退回到农场的泥泞中喂鹅，用韧劲不断写歌、出专辑。他们内心中的那个年轻人对社会的每个命题仍有自己的理解和批判，而中年人的外在，则负责用更强的能力和技巧，使内心得以完整淋漓地表达。
“只要能自给自足，我们愿牺牲一切”
农场里没有什么都市想象中的田园诗意：那里的生活井井有条，每周、每天的时间都得提前细致地规划好。洛朗的舅公耐心地手把手教授务农技巧，他们也将这些日常运作细节、养殖、清洁技巧烂熟于心。
起初，邻居们难免对“半路出家”的二人持怀疑态度，把他们当做暂时来“玩票”的嬉皮士。毕竟，“嬉皮”早已成为一种无毒无害的时尚、点缀，被有序地组织进主流阶层的轨迹之中。特别当两人从日本巡演回来，打算种水稻时，不少人更是难掩嘲讽的语气。两人将周遭看法照单全收，然后依旧我行我素。
克服了生存压力后，二人对经营农场这一行为还有着更远的思虑。虽然对于劳碌的大众来说，这未免杞人忧天：“我们在日本、中国、拉美一些国家巡演时，深刻觉得，人的源头将会枯竭”、“人们连种番茄都不会”。在他们眼中，人们像早已根茎萎缩的花草，一代一代被切断了与大地的直接联系，而生命之源会因此断绝。
乌托邦中的世界公民
他们从世界巡演中寻找新的动力。音乐是普世的语言，此言不虚。当命运让不同乐手的道路交错，各自都在影响彼此的人生。也许成千上万听众的心绪也会有改变？不论如何，摇滚农夫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我们是世界公民”。
农夫们看上去平凡、平静。他们没有焦躁不安地频频回首、急切地证明自己，也未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消沉。毋庸置疑，他们是幸运的：既不用忍受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不安，也无需领受困守小镇的不甘。他们的生命没有因背井离乡或身处农场而一分为二、迟疑疲倦：它合为一体，非常完整。剩下来要做的，就像尼尔•杨在歌里唱过的，“让我们继续在自由的世界中摇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