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清华许先生的事，颇有时论者提到了清华的文化骨血，源自王国维，源自陈寅恪给王先生纪念碑上留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隽语。遂搜出筪中少作，聊以遣怀。
苏珊·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单向街》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一种深刻的忧郁”的人，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敏感、孤僻、隐藏的激情、爱沉思、身体孱弱、行为古板等等，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在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王国维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甲午前后，“新学”开始生行，二十岁的王国维在上海传播新学的农学社学习。一日创办人之一的罗振玉到馆很早，听到有人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而那人即是王国维了。另一种说法是罗振玉在一个学生扇头上见到王国维所题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的句子，“乃大异之”，遂结识王国维。两种说法都十分美妙，近乎古人结交的一些雅事。总之，罗振玉对王国维十分赏识，引为弟子，从此，王国维的治学道路及以后的生平都与这位古史学家、清室遗老分不开了。
二十二岁的王国维曾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留学日本，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研究什么。“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比之苏东坡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
在王国维近十年的哲学、美学研究中，援引叔本华的哲学体系，诘难“仁义”，贬我国学术的“一尊”“道统”，高扬“纯粹美术”（包括文学艺术），当时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红楼梦评论》应是其中最放光彩的一部著述了，这是红学的一部真正的开山之作。
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不是给一个问题一个终极的解答，而是把一个问题提到需要终极解答的高度。王国维在篇中反复诘问，男女之爱“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叹这是“人人所有”而“人人未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国文学上解此问者，三千年间仅一部《红楼梦》而已。王氏最早将《红楼梦》划为“此宇宙之大著述”，当与《浮士德》并称，是最高悲剧的代表。王氏忧郁的气质再次醒目地显现，他迷恋着一种具有启示般的悲观主义。人格的高尚并不与快乐幸福相偕，倒常与悲为邻，正如美学上的崇高多与悲剧相联一样。而悲剧中那种不知不觉的日常的力量，常规的伤害才是最让人无力抵挡的，也是最深重的。“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戴东原曾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王国维在疲于哲学中的“可爱”“可信”之争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怀疑，都化入诗词和文学研究中了。王国维把人生看作“天下至弱者”之一，侧身天地，俯仰悲悸，草草生死，终古难度！这与帕斯卡尔称人类为“能思想的芦苇”是相通的。他的词集名为“人间”，也无非出自忧生、悲悯一念而已。
王国维写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后，时世也愈发纷乱了，辛亥革命一起，王国维随着罗振玉等清室遗老东渡流亡。这一批人应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他们几乎都是一代学者，他们珍视的传统文化随王朝一起现出末世衰乱的景象，眼见一个整体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他们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凭悼者，更是一种文化的凭悼者。
王国维此时在学术道路上又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或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氏开始返经信古，深悔其少作了。“自忽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筐《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从此转治古史学。人到中年，终觉年轻时对古典的驳斥有轻薄之嫌，即奋而烧书，决绝如此。可这古典传统本身已面临浩劫了。
王国维此时只是一个悲凉的凭悼者。凭悼即是一种回忆，凭悼文化也是如此。王国维从此把自己埋进了进行回忆的材料之中。苏珊·桑塔格说：“忧郁的人对人缺乏信念，是因他们有更好的理由对物具有信念。这物呈现为残片或废墟的形式。”王国维正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
从性格上，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西域简续的破译中后，在经史小学、甲骨金文、汉晋简牍、西北地理、蒙古史等研究中，都蔚成一代大师。但此时衷心更甚，即在甲骨学上的结晶大作《殷周制度论》中，王国维也流露出怅望周孔的感伤。他在上海时，曾与哈同的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亲自设计搭盖“芦殿”，叹之为“极美之事”。“五四”以后，王国维蓄起了辫子。王国维早在留日时即已剪发，是时博仪也早去了辫子，辜鸿铭虽也有此举，但毕竟是名士风态，而一向刻板的王国维则是面对一种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摆出了一个世人皆废我独持的悲壮姿势，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的路已不远了。
行事刻板，对自己毫不宽容也是忧郁的人的一种特征，他们常常是自剖的大师，毫不留情地自我惩罚，带点自虐的倾向。如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卡夫卡、波德莱尔、鲁迅，甚至本雅明。他们几乎都不能善终。
王国维曾因困扰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研究中不能两全时，而放弃了哲学。在传统和西学又难两全时，他能放弃什么？这是两种大文化之辩，而且时代已经做出了选择，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进行，那么不知不觉、不可抵挡，就像一贯坐马车的权贵，开始改乘汽车了一样，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终于放弃了，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
一九二七年，博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而王国维坐着一辆人力车来到颐和园，悄然自沉。称：“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王国维早已痛心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而作为旧文化最后的象征——紫禁城，也人去楼空了。时局纷乱，也要波及他的书房了，他走前的一日对学生说：“我受不得一点辱！”后在遗书上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才及中天而殁，甚至遗书中也未多说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只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了。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实是物伤其类之叹，陈寅恪是真了解王国维的人。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最后说：“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他的抗议态度、他的沉思和梦想、他的无尽的忧郁，和他向下望的双眼，将在最后审判面前，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作出辩护。”这同样适用于王国维。这些忧郁的天才总是过分的敏感，莫名的痛苦，最终为他们的忧郁气质和天才的某种偏蔽所累，走着一条近乎宿命的长道，直至上苍收走了他们，而这也是注定了的。
（录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