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想封赵飞燕为皇后，但皇太后嫌她出身太微贱，从中阻拦。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任侍中，多次往来于东宫，为成帝传话。经过一年多，才得到太后的旨意，予以允许。夏季，四月，乙亥（十五日），成帝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人刘辅上书说：“往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因而有白鱼入王舟、火焰变乌鸦的祥瑞，然而君臣仍然心怀恭敬和恐惧，脸为变色，互相戒勉。何况现在正处末世，没有太子降生的福气，却屡次遭受上天降威震怒的变异呢！虽然日夜自责检讨，改过易行，敬畏天命，思念祖宗大业，精选品德高尚的家族，从中稽考挑选窈窕淑女，以承奉宗庙，顺从神灵之心，满足天下人的希望，然而要想有生子生孙的福气，仍然恐怕太晚！可是陛下现在却放纵情欲，倾心迷恋卑贱之女，想让这样的女子作天下之母，既不畏于天，又不愧于人，陛下的迷惑，没有比现在更大的了！俚语说：‘腐木不可用做梁柱，婢女不可成为主人。’上天和人民都不赞成的事情，必然有祸而无福，这是街市小民和路人都懂得的道理，朝廷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话，我为此痛心，不敢不冒死劝谏。”奏章上去后，成帝派侍御史逮捕了刘辅，囚禁在宫廷秘密监狱里。群臣都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当时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人师丹、太中大夫谷永，都上书说：“我们看到刘辅从前以县令的身份求见陛下，被陛下擢升为谏大夫，这说明他的话必具卓异的见识，正好深合圣心，所以才能够被提拔到这样的地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却突然被逮捕，关押在秘密监狱。我们愚昧地认为，刘辅有幸为皇族宗亲之一，位列谏臣。他新近才从下面的县邑来到，不懂朝廷规矩，独自触犯了陛下的忌讳，不足以深加追究。若是小罪，陛下还是应该隐忍一下；如有大罪，就应公开揭露，让司法官吏去查办，使大家都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天心不悦，屡降灾异，水旱迭至。正处在应该施恩宽容，广求建议，褒奖直言，使臣下尽言的时候，却对谏诤之臣施以惨痛激烈的处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尽忠直言之心。假如刘辅不是因直言获罪，罪名又不公布，那么就不能使天下家喻户晓。刘辅是同姓近臣，本因直言而获显达，从管理亲族、培养忠良的意义上说，实在不该把他幽禁在宫廷监狱。公卿及以下官员，见陛下很快地擢升任用刘辅，又迅速加以摧折，人人怀有恐惧之心，精气顿销，锐气减弱，不敢为国尽忠直言了。这就不能显示出陛下具有虞舜倾听直谏的贤德，也不能推广美好的道德风范。我们深深为崐此痛心，希望陛下留意考察！”成帝于是把刘辅转移到共工狱，减免死罪，判处做三年苦工的“鬼薪”徒刑。
最初，太后有兄弟八人，唯独弟弟王曼早死，没有封侯。太后怜惜他，把王曼的遗孀渠供养在东宫。王曼的儿子王莽，从小成孤儿，不能与其他人相比。那些兄弟的父亲都是将军、王侯，可以凭父亲当时的地位恣意奢华，在车马声色放荡游乐方面互相竞赛。而王莽是屈己下人，态度谦恭，勤学苦修，学识渊博，穿着像儒生。侍奉母亲跟寡嫂，抚养亡兄的孤儿，十分尽心周到。同时，在外结交的都是些俊杰之士，在内对待诸位伯父叔父，能委曲迁就，礼敬有加。大将军王凤病重时，王莽侍候他，亲口尝药，一连几个月都不能解衣入睡，因而蓬头垢面。王凤将死时，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成帝，王莽因此被封为黄门郎，以后又升任射声校尉。很久以后，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表示愿分出自己封地上的土地和百姓，请求皇上封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都是当代名士，也都为王莽美言。成帝因而认为王莽贤能，太后又屡次以此嘱咐成帝。五月，乙未（初六），封王莽为新都侯，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廷服务谨慎尽心，爵位越尊贵，他的礼节操守越谦恭。他把自己的车马、衣物、皮裘周济给门下宾客，而自己却家无余财。他收罗赡养名士，结交很多将、相、卿、大夫。因而在位的官员轮番向皇帝推荐他，善游说的人也为他到处宣传，虚假不实的声誉隆盛无比，压过了他的诸位伯父叔父。他敢于做违俗立异的事情，而又安然处之，毫无愧色。王莽曾私下买了一个婢女，兄弟中有人听说了，王莽于是辩解：“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此女有宜男相。”当天就把婢女奉送给朱博。他就是这样隐匿真情博取名声！
昌陵工程规划宠大、奢华，历时很久都未能完成。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君王必须通达天、地、人三统，明白天命可以授与的人，是很多的，并非只一姓。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孝文皇帝曾经赞美石棺椁的坚固，张释之说：‘假使其中有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是用铜铁浇铸南山，人们仍会凿出隙缝。’死亡的事永远不会有完，国家有兴有废，因此张释之的话，是为文帝作长远的打算。孝文帝醒悟，于是采用薄葬。安葬使用棺椁，自黄帝开始。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坟冢都很小，葬具极简单。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禀承命令顺从意旨，实行薄葬，这才是令君父平安的至为忠孝的作法。孔子把母亲安葬在防，坟高四尺。延陵人季子埋葬他的儿子，隐蔽坟丘，低矮得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说，孔子是孝子，而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而周公能友爱兄弟。他们安葬君王、父母、骨肉亲人都很简单微薄。并非草率而实行节俭，实在是为了便于实行。秦始皇葬在骊山旁，堵塞了地下深处的三重泉，把坟丘堆得象山一样高，墓室里用水银做成江、海，用黄金做成野鸭、飞雁。珍宝的收藏、机械的巧妙、棺椁的华丽、宫殿的宏伟，后世不能超越、重现。天下不堪修陵徭役的困苦，纷纷反叛。骊山坟墓还没修完，周章率领的百万抗秦大军已打到骊山脚下。项羽烧了宫殿、屋宇，牧童手持火把到墓中寻找丢失的羊，失火烧毁了隐藏其中的棺椁。自古到今，厚葬还没有超过秦始皇的，然而数年之间，外受项羽纵火之灾，内遭牧童失火之祸，岂不可悲！因而恩德越深厚者，安葬越简陋，智慧越高深者，安葬越微薄。反而是无德又无智慧的人，安葬越奢华，坟墓也越高大，宫殿十分宏丽，必然迅速被人发掘。由此观之，明显与隐蔽的不同效果，安葬的吉祥与凶险，不是昭然可见吗？陛下即位之初，亲自推行节俭，最早营建的陵，规模很小，天下没有不称颂陛下贤明的。然而后来改迁昌陵，把低下的地方增高，堆土成山，挖掘人民的坟墓，累计达到一万多座，而又设立县邑，修建房舍，限期急迫，功时费用超过万百。 工程中死去的人在地下含恨，活着的人在地上愁苦，使人无限痛惜！如果认为死后有知，那么铲除别人坟墓，灾害恐怕无法估计；如果认为死后无知，又 何必把坟墓修得如此之大？贤能的人不会喜悦，而小民却怀无边怨恨。假定只为了使愚昧奢侈的人高兴，却又何必？请陛下上观圣明的制度，作为效法，下看秦朝灭亡的祸害，作为鉴戒。预定墓地的规模，最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安抚人民！”皇上深为他的话感动。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十一次。梁相禹奏报说：“刘立对外戚抱有怨恨，恶言相加。”主管机关追查验证，由此揭露出刘立与姑妈刘园子通奸luàn伦的丑事。奏报说：“刘立有禽兽行为，请求处以死刑。”太中大夫谷永上书说：“臣听说，依照礼仪，天子要在门外修建屏障之墙，是不想直接看见外面的情景。帝王的本意，是不愿窥视别人的闺门隐私，窃听人家在内室的谈话。《春秋》为亲者讳言过失。而今梁王年少，疯癫病颇厉害，最初追查验证的是对外戚恶言相加的事，既然无事实证据，却又转而揭露闺门隐私，已不属原本指控的内容了。梁王的诉辞又不承认，用鄙陋的手段勉强弹劾刘立，附会罗织一些难以查明的事，仅仅以片面之辞定罪，对国家的治理是无益的。玷污宗室，把内部yín乱的恶行，披露宣扬于天下，这不是为皇族掩饰过失，为朝廷增加光彩，彰明圣德之风化的作法。我愚昧地认为，梁王年少，而姑母年长，两人年龄不相当；以梁国的富裕，足可以用金钱厚聘美女，罗致妖艳；姑母也有耻辱之心，追查者本来是追问诟骂外戚的事，她为什么胡乱揭发起自己的luàn伦之事呢？从这三点揣测，通奸之事，恐怕不合人情。我怀疑供词是在逼迫的情况下，讲错了话，文吏抓住不放，顺此穷追，使供词没有回转的余地。在事情还处于萌芽之时，请陛下开恩，不要处治，这才是上策。既然已对此事进行了追查验证，打算依法处理，那就应以梁王对罪状不服为理由，下诏命令廷尉挑选道德高尚、通情达理的官员，重新审理，详加讯问，公布查不属实的结论，确定当初审理的失误，反过来将梁王清白的情况交给有关官员处理，以推广使疏远的皇族亲附的美德，洗刷宗室被诬蔑的耻辱，从而符合处理亲属关系的原则。
因为发生灾害和变异，成帝广泛地征求群臣的意见。北地太守谷永回答说：“作为君主，若亲身实行道德，承顺天地的旨意，那么自然的五种征候，会按顺序正常运转，百姓会长寿，祥瑞征兆会同时降临。若不按正道行事，违背上天的旨意，浪费财物，则罪责的征兆就会尤其显著，妖孽同时出现，饥馑连 续发生。若终不醒悟改悔，恶行普遍，上天就不再作谴责的警告，而将天命归于另一位有德的君王。这是天地的正常规律，它对所有的君王都是一视同仁的。此外，还会考虑到君王的功德有厚有薄，期限有长有短，资质有高有低，所处时代有中期、晚期，同时天道本身的变化也有盛有衰。陛下继承西汉八位皇帝的功业，正当阳数中的末季，接近二百一十年的劫数，遭逢《易经》上‘无妄’卦的命运，正当‘百六’之灾难，三种灾难性质都不一样，但却掺杂会合在一起。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各种灾害和大的天象变异，如群蜂四起，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这表示：对内来说，深宫后庭之中，将有骄横的内臣和凶悍的姬妾、醉酒狂乱，猝起败坏国家。北宫花园街巷之中，侍臣和姬妾家里的幽静之处，将会发生夏征舒、崔杼那样的变乱；对外来说，普天之下，将会发生樊并、苏令、陈胜、项梁之辈奋臂造反的灾祸。现在正处在平安和危机的分界线上，是宗庙能否保存的最为忧愁的时期，所以我谷永甘冒胆破心寒 的杀头之祸，连年发出这种预言。下面有变乱的萌芽，然后才会在上面演化成变乱，怎能不谨慎！祸患是从细微逐渐发展而来，奸恶是因轻视忽略而产生。愿陛下端正君臣大义，再不要与那群小人亲狎，玷污身份，同他们在一起饮宴。应严格按照‘三纲’的原则，治理后宫，压制疏远那些骄横妒嫉的宠妃，尊崐崇贞婉、顺服的德行。出门时，要先朝见皇太后，使用皇帝仪仗，然后才可出宫，在街上布列士兵，清道戒严之后才可走上街头。不要再仅带几个随从就独自出宫，到臣妾家吃饭饮酒。以上三点除去以后，发生内乱的道路就被堵死了。而今天下到处举兵谋反，变乱萌发于人民饥谨，而官吏不加体恤，产生于百姓困苦，而赋敛沉重，发端于下层人民怨恨背离，而上面却不知道。《洪范·传》说：‘人民饥馑，不减少赋税，却宣称国泰民安，一定蒙祸而死。’郡国连年遭受水灾的损失，禾麦不收，这正是应该减免常税的时候，而有关官署却奏请增加赋税，这与儒家经典的大义甚为不符，不顺民心，是招怨惹祸的作法。我请求陛下不批准加赋的奏文，再减少一些奢华的费用，广泛地布施恩泽，赈济赡给困乏之人，下敕书劝民勤于耕田植桑，以此来安抚小民之心，各地的叛乱也许就可平息！”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帝舜曾警告伯禹：‘不要像丹朱那么骄傲。’周公曾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纣王。’圣明的帝王，常以败亡变乱的事例告戒自己，不忌讳谈论王朝的废兴，因此我才敢极力陈述愚昧的见解，请陛下留神考察！
“查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里，日食不过才三十六次。可是现在连续三年发生日食，自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的时间，就出现日食八次，平均每二年六个月就出现一次，古今罕有。天象变异有大小、疏密之分，而占验结果也有迟早、缓急的区别。观秦、汉的改朝换代，看汉惠帝、昭帝都没有后嗣，察昌邑王刘贺被废夺太子位，览孝宣皇帝承天命崛起继位，都有变异明确地记载在汉的编年史书上。上天的舍弃和俯就，岂不是十分清楚么！我有幸为皇族弱枝后裔，诚然看到陛下有宽厚贤明的圣德，希望能消除变异，而复兴商高宗、周成王那样的声誉，以增高刘氏的功业，因此才不断恳切地冒死上书。天象复杂，难以向陛下述说清楚，我虽呈献上天文图表，但仍需口说解释，然后才能使陛下明白，请陛下赐一点清闲的时间，让我指着图表向陛下详述。”成帝立即召刘向进宫，但是到底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刘向因而劝成帝说：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堂，陈列礼器乐器，大力提倡《雅》《颂》之类的诗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做了，仍治理不好天下，还从未有过。或许会有人说：‘置备礼器无法周全’。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如出现过错，这是虽有错，却培养了人。刑罚出现过错，或许会致人死伤，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删的删，加的加，用其救治时弊。至于提到礼乐，则推辞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为俎、豆等礼器，管、弦等乐器稍有不备，因而放弃礼乐，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废弃了依靠，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不可能导致太平。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陷于死刑，遭受刑戮的人不断，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崐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的缘故。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熟悉仁义、道理。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而单靠刑罚强迫，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选址和树立标记。还未开工，即作罢。这时，又有人说：“孔子是一介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崐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