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皇上性格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论大小，必定自己选拔任用，宰相推荐的，很少批准；文武百官一旦受到谴责，往往终身不再任用；喜欢以能言善辩选取人才，不用敦厚实干之士；由于升迁困难，很多人才被压制埋没。陆贽上奏进谏，其大略说：

“擢升官职，是为了勉励立功，罢黜降级，是用来惩处过错，二者交叉运用，进退循环。升职之后有过错则惩罚，惩罚之后能改过则再提升，既不废法，也不弃人，虽然纤介必惩，而人才并不匮乏。所以能使被黜退者能克勤克励以求复职，擢升者能警醒自律而居官勤政，君上没有缺乏人才的障碍，臣下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怨言。”

又说：“明主不以言辞来评判人，也不全凭自己高兴来选士，如果只是自己喜欢，不管他有没有才干就任用他，只是他说得好听，而不检验他的实际行为，进退都随自己的爱憎，离合只看他是否与自己气味相投，这就是舍弃了绳墨（木匠用墨绳弹出直线），而全凭自己心意裁定曲直，抛弃权衡（天平）而靠自己的手去揣测轻重，虽然精微，不能没有错误。”

又说：“中人以上，各有所长，如果区别得宜，付授得当，各自适合他们的特点，各自发挥他们的才能，因为合适而成功，也与全才无异。一切只在皇上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

又说：“因为一句话合了自己心意，就认为他很有才能，而不核查其虚实；因为一件事违忤，就认为他犯了大错，而不考查他的忠邪，那让自己快意的，就交付给他超过他能力的职务，不管他是不是升任，那违忤自己的心意的，罪责过当，不宽恕他确实已经尽了全力，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

皇上不听。

华杉曰：

对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票通过，一种是一票否决，德宗就是对人一票否决。一件事，一句话惹他不高兴，他就对人彻底否定，永不录用。陆贽的建议呢，就是要对人一票通过，有一项好处，就任用他，把他用在合适的地方，也就跟全才没什么区别，因为全才也只能用在一个地方而已，不能把所有事都干了。

德宗不听，因为他理解不了。要理解这个事，一需要胸怀，二需要智识，而这两样都是他所没有的，他心胸狭窄，智识低下，只能凭自己的爱憎情绪行事。

于是，就造成最后两句话的结果：“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 职司之内无成功，是各项工作都做不成，因为人都不稳定。君臣之际无定分呢，是君臣关系都不稳定，干得再好都没有用，哪天一件事惹了皇帝不高兴，就撵出去，彻底否定，永不录用。

陆贽自己呢，最后也是这个下场，差点被德宗杀掉。谏官们上书营救，免死贬窜。德宗终身都记恨他，永不录用。

10、

　　陆贽又请调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大略说：“旧制赋役之法，叫做租、调、庸。男丁一人受田一百亩，每年缴纳粟米二石，称为‘租’。每户各用当地土产，缴纳绢（厚绸）、绫（薄绸）、絁（shi，粗绸）共二丈，绵花三两，不能养蚕的地方缴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男丁每年服徭役，但可以折合现款，由官府雇人替代，计每天绢布三尺，称为‘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就算他迁徙到别的地方，也无法逃避赋税，所以人心不会动摇，而事情都有定制。等到五胡乱华，天下大乱，国土分崩离析，为了军事需要，赋法都被破坏。建中初年，朝廷再度恢复秩序，执政大臣知道弊政需要改革，但是看不到根本；知道应该简单明了，但是又抓不到要点。凡是要拯救弊政，必须找到弊病的真因，是时弊，就只需解决一时的问题；是法弊，则需要改革法令，对策得当，就不会后悔。兵兴以来，供给无度，这是时弊，不是法弊。而突然变更租、庸、调法，分派使者，到各州县搜刮，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年税收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定额。财之所生，必需要靠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标准，必定以丁夫为本。不因为他努力耕种而增税，也不因为他懒惰而减‘租’，这样人民才会勤于耕种；不因为他努力纺织绸缎就增收他的‘调’，也不因他迁移搬家就免除，这样百姓才会安居乐业；不因他尽忠职守而加重他的徭役，也不因他顽劣怠惰而减少他的‘庸’，这样百姓才乐意勤奋工作。如此，人人安居本地，尽力劳动。两税制度呢，只以资产为准，不以人力为本。却不懂得在资产之中，有的体积小，可以藏在怀里，箱子里，物品虽贵，而别人看不见；而蓄积在场圃仓库里的粮食，价值虽轻，而众人都认为他很富。流通贩卖的货物，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每天都有盈利；房屋器用之类，价值虽高，放在那里也不会产生利息。这类情况，复杂而繁多，一概估算价值，评估纳税多少，当然助长谎报，难以公平。由此大家都追求体积小，能随身携带的资产，而乐于迁徙，以免除差徭赋税；那些好不容易置有家业而定居生产的人，却被差役赋税陷于困境。这是引诱百姓为奸，驱使他们避役，人力越来越少，赋入不得不缺。再加上立法之初，没有考虑公平原则，供应有繁有简，州牧郡守的能力有强有弱，各地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所派去的使臣，又意见各异，计算上奏一定，有加无减。又，大历中年供应军队和皇宫的费用，已经计入两税，如今在两税之外，又依旧征收，望稍微削减，以救济凋零之民，得以维持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