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无力，多个器官衰竭。夜半，她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梁思成。”
护士看了眼指针刚刚落到“2”的时钟，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已经没有明天了。
她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醒来。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二十七年的丈夫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平静、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
他第一次哭得不能自已，摸索着坐到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不停地重复：“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凄惶又感伤。
原来，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的丰富与绚丽，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句号，她的句号划在1955年4月1日6时20分。
1
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把其他同性映衬得平淡而局促。
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灿烂人生；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靠绯闻、花边和半吊子的才情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而男人们，却把她当做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男子，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朱光潜等等，把这样一批优质而成功的异性聚拢身边，至少，她不是个虚妄的女子。
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6月10日，她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友；堂叔林觉民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家里开小作坊，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自己工书法善女红的大家闺秀婆婆游氏素来不和。
何雪媛为丈夫生下了最得宠的长女林徽因，之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了。于是，林长民续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便叫她二娘，二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敏感的女儿，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恨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仇恨。
中国传统式多妻家庭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也成为她心底恒久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徐志摩以为离婚后就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有点儿诗人式的一厢情愿。
少女时代，她最幸福的时日便是陪同父亲旅欧的那段光阴，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她的男子。
2
我常想，如果她临终前有机会见上梁思成一面，她留给他最后的话会是什么？是感谢他一生的宽厚吗？
月亮总以璀璨的正面示人，直到阿波罗13号拍回照片，人们才看见那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犹如，我们总是轻易发现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见光亮背后的黯淡。抛却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体弱多病，极度自恋，姑嫂龃龉，婆媳寡淡，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毋庸置喙，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他如同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她常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咏思虑佳作。她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得意极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他却逗她：“我看了就没晕倒。”她气得要命，怪他不会欣赏她，却一辈子用着他做的仿古铜镜。那是他用了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成的，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 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的字样。
对于她登峰造极的自恋，他另有一番唱和。
当年，两人青春做伴不知愁滋味，徜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他常常耐心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妆打扮的她，时常等上二三十分钟，她才装扮好，姗姗下楼。
为此，他的弟弟梁思永曾写过一副对联调侃兄嫂：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她去世之后，他想着这些青涩往事，物是人非，弟弟和她都先走一步，心如刀割。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经常用的小图板，为她设计墓碑的样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后一程，他的确是“诚心诚意”。
逃难时，为了方便她治病，他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分置各处，一丝不苟。在湿冷的李庄，为了让她暖和一点儿，他经常亲自侍弄火炉，生怕别人不小心弄熄了火。他想尽法子劝她多吃，亲自准备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总要亲自尝尝咸淡。
她脾气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时常责骂、训诘，他都微笑以对。甚至，肺病是传染的，但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忌讳别人议论她的病，更忌讳家人和她分餐，她觉得那是一种嫌弃，他便和家人与她同桌进餐，虽然暗自做了预防，但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可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付出的一切，对他的辛劳，她同样投之木桃，报以琼瑶。
在昆明时，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英文补习，一个月所得不过40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他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做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梁思成，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苦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陆小曼之间最大的不同，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撂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对她，却如慈父。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也断了继续求学的经济来源，她想回国谋生，又考虑在美国打工自己挣学费。梁启超得知后不同意，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为了兑现承诺，梁启超动用了股票利息，并直接给她写信：“渡过苦境，鼓起勇气，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梁任公喜欢的女孩子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他的女儿个个如此，他选择儿媳妇也是同样的标准。
如果说她爱得聪明，她的聪明之处便在于此：她早早明白了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一个家庭。
梁启超的舐犊之情、人生指导、学问修养、声名地位不是富商徐申如可以比拟，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踏实也不是徐志摩的诗人气质所能匹敌，一段离婚续娶的婚姻，更不能和青梅竹马的原配并论，即便她眷恋诗人的浪漫，但她很清楚，那只能远观。
于是，成功的婚姻重塑了她，她不仅彻底摆脱了心底庶出的阴影，走进了另一个声名显赫、门当户对的家族，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寻找到了最佳拍档，这种合拍弥补了婚姻中琐碎的消磨。
如果这是世故，那她肯定有点儿。
3
1953年的夏天，在一次欧美同学会的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她热泪盈眶，冲动而激愤，甚至，严重的肺病让她声音嘶哑，她依然用并不动听的声音据理力争，动情处，不惜指着吴晗的鼻子谴责。她面对着北京市委领导当场辩论，泪如雨下，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她确实是个锋芒毕露的女子。
只是，她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不媚上、不逢迎从来不仅仅在“客厅”与社交场；她的嬉笑怒骂、悲欢离合更不仅仅是小女人式的惺惺作态。
她或许会坦荡地对丈夫说：“我可能爱上了别人。”但她更能够在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时坚持己见，陈占祥说她“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少女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少妇时，与年貌相当的丈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是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声名卓著的男子。
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社交名媛，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
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爱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甚至，曾经身畔的那些男子，爱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她。唯有梁思成，爱着真实的她。
众里识得他并与他在一起，是她一生最聪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