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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剑桥中国史》至54%。
按价值计算，茶叶在 1887 年前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出口物，此后，它即被蚕丝超过。茶叶占总出口值的比率从 1871 年的 54 ％一直下降到 1898 年的 18 ％，进而下降到 1906 年的 11 ％。虽然茶叶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得没有那么猛，但这种情况的确说明了茶叶种植亩数在本文所讨论的四十年中没有增加。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在这四十年中都增加了。这说明种植桑树和栎树的土地可能扩大。在华北和满洲用栎树叶来养蚕，蚕的丝织成的柞绸，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出口丝织品。从 1888 至 1919 年，除了 1899 年一年外，中国原棉的出口大于进口。这完全扭转了 1870 至 1887 年这段时期（ 1874 年除外）的入超。乍看起来，原棉出口的增长可能有力地说明棉花作物总产量在清朝最后二十年中似乎大量增加了。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与棉花出口增加一起出现的情况是原棉价格的稳步上涨，同时又从印度和日本运进了价格较低的机制纱。把这三种趋向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棉花产量没有增加或增加到足以满足国内和出口两者需要的程度；由此引起的国内棉和纱的较高价格促使纺织业者去购买较便宜的进口货；国内需要的减少随之又反过来抑制了增加原棉生产的兴趣。
有一种作物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按价值计算，鸦片一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鸦片和棉制品合起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占中国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至 1898 年就下降到 50 ％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鸦片进口数量减少（鸦片价值没有下降，仍继续上升），虽然棉制品进口量仍迅速增加。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可惜还没有哪怕是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因取代进口鸦片而开始种植罂粟花的土地面积的材料。清末民初鸦片单位价格的显著上涨是因它的数量减少而引起的市场投机造成的，而压缩数量是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实上）对它查禁的第一步。鸦片的合法进口贸易在 1917 年底被取缔，但是，查禁国内种植鸦片所作努力的结果，往往随着在其境内种植罂粟花的地方军阀的道德观和财政需要而有所不同。
外居地主所有制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几十年中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发迹的商人、掮客和买办的商业利润投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居地主所有制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农村上层人物当然不住在他们土地所在的农村中；他们通常住在县城或村镇中。这种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租栈的发展，个别商人（主要是城市商人）通过租栈把他们的土地和佃户委托给租栈主管理，并在缴清赋税和各种费用后按比例分得收入。不可能估计出这一现象的规模，但村松祐次所发现的事例足以证明，它至少在江南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① 租栈主往往是农村上层（绅士）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能够求得官府的帮助来收租（甚至可以逮捕和拘禁欠租者）。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了。
1861 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在两次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以及英法联军于1860 年占领北京竟至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比较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越来越感到“西风东渐”以及此风的势不可遏。因此，中国接受这种现实乃是当务之急，尽管这样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进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务，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他们处理这一新的形势。其结果是，1861 年设立了一个类似外事署的机构，1864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 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并且在1876 年以后还向国外派驻了外交使团。到1880 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象所有其它国家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中国于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