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腐败一直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影响王朝更替的最直接因素。历朝历代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封建体制的问题。基础不动，制度不改，在上面小打小闹、互相纠缠，到最后全是些技术层面的改进，滋生腐败的土壤没有被铲除。一味要求官员们学习“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会有淤泥？”在长期的专制下人们已经不会问，也不敢问，因为整个封建王权、封建制度本身就是淤泥，这种情况下，要求官员们像莲花一样，无异于难上加难。从根本上讲，封建制度本身强调的是高度的集权，既然集权，就害怕监督，一旦监督势必要涉及分权的问题，触及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这种情况下，维护王权利益与要求官员清廉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清明只是特例，有赖于明君和贤臣。
通常情况下，各个朝代在初期，一般是既有明君又有贤臣，因为殷鉴不远、往事可追，大家共同守护天下，维护正义，施行大道，明君殚精竭虑，贤臣夙夜在公，携手共同为王朝奠基：朝代中期，要么是有明君而无贤臣，要么是有贤臣而无明君，上下猜忌、分立阵营，政策上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到了朝代后期，一般是既无明君也无贤臣，朝野上下一副死鱼相，官员们在既有利益中怡然自得、粉饰太平，有志之士哀莫大于心死，普通百姓备受煎熬、极度忍耐，国家急转直下、病入膏肓，等着投胎转世。
明君与贤臣的相遇，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一方面，在封建嫡长子继承制度下，明君非常难得，凤毛麟角。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基础，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预期，消解了权力冲突，淡化了政治矛盾，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很多时候，它缩小了皇帝的选拔范围，使得选拔皇帝的过程变成了在侏儒里面选矮子，或者是在矮子里面选高个，一旦选出，无法变更，整个国家必须接受所有可能的风险。历史上，很多皇帝德才俱劣，缺乏基本的素养和常识，却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些皇帝根本就不喜欢当皇帝，却坐在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们眼中只是“副业”。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赤非常喜欢养鹤，甚至给鹤封以官位，享受豪华待遇。最终国破家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的女子，很多宫女为了缠腰被饿死。唐朝时，唐僖宗喜欢打马球，通过打马球选拔官员，球技好的官员可以到经济大省当官，球技差的只能去偏远之地做官。明朝时，明武宗朱厚照喜欢当将军，亲赴前线，指挥士兵，并且乐此不疲。万历皇帝在位48年，喜欢修道炼丹，长期沉迷其中。宋朝时，宋徽宗精于建筑和绘画，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其中。有了这些不务正业的皇帝，国家想变好，难上加难。
另一方面，在封建官僚选拔制度下，贤臣非常难产，鹤立鸡群。必须有非凡的际遇、超凡的能力才能脱颖而出，坐在高位，并且还要时时防止被人构陷，处处留心同僚的打击，经常性的揣摩帝王的心思，做好这些之外，还需具备超强的远见和非常艺术的官场技巧。以张居正为例，在内阁中左右权衡和逢源，经过多年的隐忍和低调，最终成为内阁首辅，推行改革，整肃吏治，充盈国库，成绩卓著，但是非议也众多，死后被明神宗抄家，明熹宗时恢复名誉。
历史上，明君与贤臣的最好代表是李世民和魏征。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排行老二，本不是皇位继承人，通过玄武门兵变才成为皇帝。除了拥有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李世民在审时度势、选人用人、整饬顽疾、发展生产、建章立制等方面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是皇帝中的优秀者。唐朝正是在他的奠基下才取得光辉的成就。魏征本属于太子李建成账下，后来才被李世民重用。按照封建官僚选拔的传统，魏征不属于李世民的嫡系，本该被排挤，甚至遭到弃用。并且魏征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是传统官场的另类。李世民不计前嫌，充分信任魏征，采纳魏征的建议，并且忍受魏征的犀利言词，以及他人对魏征的诬陷，体现了难得的大度。唐代刘悚的《隋唐嘉话》中有一个“太宗怀鹞”的故事，说的是李世民喜欢一直鹞鹰，正在欣赏，看到魏征来了，吓得赶紧把鹞鹰捂在自己的衣服中，等到魏征离开后，才发现鹞鹰已经被捂死了。
明君李世民和贤臣魏征，两位本不该相遇，却机缘巧合，开创了贞观之治，传为历史佳话。他们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制度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