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世界市场的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其他的列强国家仅仅是个国家，大英帝国却同时有着国家性和世界性这两重属性。就国家性来说，它与其他列强并列竞争，就世界性来说，它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主导着全球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主导能力。比如，拿破仑当年称霸欧洲大陆，发现搞不定英国，于是就宣布大陆封锁政策，要把英国封锁欧洲大陆的市场之外，试图用这个办法困死英国。英国马上就搞了个反封锁，把欧洲大陆封锁于全世界的市场之外，最终反倒把法国给困死了。后来的世界大战中，德国也做过类似努力，也被英国以类似办法击败，这就是英国的主导能力的一个体现。

为什么英国有这种主导能力呢？这对我们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运作很有帮助。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主要财富来源都是传统的农牧业经济，长途贸易的规模很小，主要是短途贸易，所以经济基本是以本地市场以单位运作的。近代以后，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了，工商业开始成为更加重要的财富来源，长途贸易规模变得很大，经济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运作，农牧业也被拉入到世界市场之中。重要的不是农牧业的变化，而是贸易市场的变化，带来了政治秩序的一个衍生变化。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是以本国经济为基础的，但到了近代，本国经济开始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而世界市场的变化，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控制。

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以及财政都不再能完全自主了，因为世界市场不在控制之内，以财政方案为基础的国家政策也开始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既然没法控制世界市场，那只能想法顺应它，顺势而为。由于世界市场始终在动态变化中，没法事先判断它的势头是哪个方向，所以顺势而为这件事也没法事先规划。要想能够主导世界秩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是高度打通的，外部世界有什么变化，都能迅速地反馈转化为内政层面的调整。比如世界市场就像大海，这个国家就像一条小船，过去人们都认为只有站在坚实的陆地上才安全，现在它反其道而行之，让自己就在大海上飘着，高低起伏都和世界市场的波动相同步，反倒能够驾驭大海。也不是驾驭，而是适应，做出在陆地上做不出来的事。大英帝国就有驾驭大海的能力，即大英帝国的世界性。它能够通过内政和外交的高度打通，来主导世界秩序，还能用世界市场作为放大器来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借力打力。后来继承了它的位置的美国，也具有这个世界性。

英国的小社会、大政府

为什么英国能让自己的内政和外交高度打通呢？因为它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很特别。英国是大社会小政府，而欧洲大陆国家通常都是小社会大政府。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区别呢？还是跟地理有关。任何国家，在近代以前都跟英国一样，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都要学习中国，而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能力都还很弱。但欧洲大陆国家很特别，会面临来自大陆的威胁，因为有自保的需求，迟早都会发展出强大的陆军。政府手中掌握强大的陆军，不仅能用来御敌，也有能力对本国的社会进行压制，所以欧洲大陆国家在近代以后会形成小社会大政府。

英国是岛国，它不需要强大陆军也能保卫自己，所以政府对社会也没有形成压制力，一直保持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像欧洲大陆国家这样的小社会大政府，政府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政府对社会有更强的管理属性。而英国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社会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发过来政府对社会有着更强的服务属性。英国的社会如何发起政治议题呢？通过议会。议员们就是社会的传声筒，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博弈，多半都会进入议会当中去辩论，争取把自己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和法律。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是小社会大政府，所以我们观察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的时候，注意力会主要放在政府部门，诸如总统府或者首相府之类的地方。对于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这种观察角度是可行的，但是要观察英国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更值得观察的是它们的议会部门。

诉诸国家保护的英国商人

既然是社会博弈决定着英国的政治主题，社会的变化就会直接反映在英国的政策变化上。近代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启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历程。这个海外殖民扩张主要是社会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一群群商人到海外去冒险，寻找发财的机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是私人合伙公司，并不是国有公司，但就是这个私人公司，征服了整个印度。商人冒险家很多都丧命海外，但也有小部分人获得了成功。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会愿意国家插手自己的海外收益，更愿意自己组织力量进行保护，因为一旦国家插手就要交保护费了。但是有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力保护已经搞不定了，他们就会转向国家要求其出面提供保护。

国家是否会出面保护呢？全看这些家伙是否有能力在议会里进行成功的游说了。一旦游说成功，他们的海外礼仪就会被界定为国家利益，国家就派遣军队进行保护，游说不成功，他们就还是自生自灭。游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实际上大致可以定量地测出来，就是到底能花多少钱进行游说。这倒不是花钱去贿赂议员们，而是在公共舆论中造势，雇佣高水平的顾问和律师，帮自己把诉求表达为一套看上去很高大上的理念和提案，拿着这个东西博取社会更大的支持，到议会里游说。各种利益集团都会进行议会游说，它们的诉求经常会有各种冲突，谁花的钱多，谁就有机会游说成功。但所谓的成功，不会是胜者全得，因为别人的钱也不会白花，会有各种对冲、抵消的效果。最终的决议就会是多方博弈妥协的一个结果，只不过会朝花钱最多的那一方有所偏重而已。

这也很合理，愿意花足够多的钱，意味着在海外相关利益的规模足够大，对它进行保护就是合理的政治决策。来议会游说的利益团体，就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甚至还有纯粹的外国利益团体也会雇人来游说。所有国内国外的各种考虑，要在同一个场子里对决，内政与外交很自然就打通了。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这些利益集团花钱游说，并不是行贿。第二，不要看到利益集团就觉得它会绑架社会，于是想要打击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内在于人性，人类社会的常态，永远会存在的，所以要打击的根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不按规则行事的利益集团。第三，利益集团根据自己在一线经济的感受，对游说费用的调整，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的变化。这种决策方式，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能够非常敏感地进行反应，所以英国的内政、外交就高度打通了。

不殖民、只通商的非正式帝国

政治决策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在英国的这种决策逻辑下，国家利益不是被事先规定出来的，而是被动态发现出来的。所以，要问近代历史上英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首先应该问的是，英国商人的利益是什么，因为英国商人的利益会转化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对商人来说，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寻找到稳定的市场，扩大贸易规模，以及尽量少地付出管理成本。在大英帝国的扩展逻辑中就能发现这一系列特征，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除了印度这个特例之外，英国在海外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地，只占领一些重要的贸易和海上交通据点，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等。

对其他地方，英国的政策都是能不直接统治就不直接统治，而只是扶持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被扶持的统治者愿意向英国开放市场。这样对英国来说，贸易的好处都能获得，但是不用付出统治殖民地的成本。不要以为征服殖民地是个赚钱的买卖，很多时候是赔钱买卖，因为统治的成本很高。研究大英帝国史的学界有个经典的说法，大英帝国包括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两部分，正式帝国就是直接统治的地方，如印度，但更大规模的是非正式帝国，就是既加入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又用不着英国花钱去统治的地方。

可以说，几乎整个非西方世界都处在大英帝国的非正式帝国范围当中，英国的统治成本却非常低。直到19世纪末期，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抢殖民地了，英国才开始主动占领殖民地，免得其他列强占了殖民地，用政治手段关闭市场。结果是，英国的正式帝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的非正式帝国的规模却越来越小，统治成本上升了。这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统治世界越来越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统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英国想要稳定统一、适度繁荣的大清

英国和大清进行了几次战争，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统治和灭亡中国，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中国开放贸易。大清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统一而又适度繁荣的帝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如果大清政治不稳定，就意味着英国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市场；如果大清被列强肢解，列强有可能在自己瓜分的地盘上向英国关闭市场，这肯定不如大清的统一市场对英国更有利；但如果大清太贫困，这个市场就算稳定，也没消费能力，英国进入这个市场也没有用；如果大清太富裕，就可能变得太强大，有可能用政治手段向英国关闭市场，这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只有大清既稳定统一，又不会太过强大，而是适度繁荣，才能让英国既能从这里赚钱，又不能承担额外的成本。这是最符合英国商人利益的，也就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了确保这些利益，英国还是要做这些事，就是要帮大清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免得大清的统治太糟糕，自己崩溃了，中国市场就会乱成一团，也不符合英国利益。大清的统治如果比较稳定，它还能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合作者。因为远东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俄国。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俄国在欧洲就没法跟英国叫板了，英国能以更低的成本调控欧洲的力量均衡。所以在近代史上可以看到，就算大清自己做了蠢事，比如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引来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还是要竭力保住大清的统一，免得市场被别人瓜分。晚清的内政改革和洋务运动的一系列努力以及大清能够始终保持统一，除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看到这背后英国的影子。英国在这里当然不是安着都么大的好心，但也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坏心，它在中国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了尽量符合它的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一个稳定市场。不能笼统地把大英帝国主义与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混为一谈，它们在利益与策略上有着很多差异和矛盾。清末能够保持帝国统一不至于崩溃瓦解，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以夷制夷”，但“以夷制夷”的策略能够运用，前提是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不理解这个，没法真正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